苏轼半夜睡不着 在月夜写下一首词 结尾18字引千古共鸣

苏轼（别称苏东坡、苏仙，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1]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李志敏评价：“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苏轼半夜睡不着，在月夜写下一首词，结尾18字引千古共鸣

曾听过这样一段话：

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亦多，欢浓之时愁亦重。

人生很多时分，就是一个承受与放下的过程。

日升日落，月圆月缺，黑暗光明，欢乐愁苦，总是联翩退场。

承受生命中会有的缺憾和黑暗，放下对圆满的苛求，才会活得愈加自由。

在这一点上，苏轼总能用他的诗词，给我们以无限安慰与启示。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非常。

浮名浮利，虚苦费神。

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启齿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行香子·述怀》

这是一个明月皎皎的夜晚，苏轼一人把酒对月，将心中的愁苦尽数吐出，也把内心深处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展示给我们看。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这是苏轼笔下的明月，清冷、皎洁。

苏轼也同李白普通，对明月有种别样的情怀。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人生通达的聪慧。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是彻骨缠绵的怀念。

“难过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是送别友人的不舍。

他总能在这轮亘古的明月里，书写关于生命的种种情境。

“酒斟时、须满非常”，月明人静，苏轼一人，美酒盈樽。他望着长空，空阔神秘，不由堕入深沉的思索。

他在思索些什么呢？

“浮名浮利，虚苦费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诗人说，你看呀，这人世间，冷冷清清皆为利来，冷冷清清皆为利往。

可是这些名呀利呀，其实都如浮云普通，变幻莫测，你基本没法牢牢抓住，只是白白地消耗了心神。

人的终身，只不过像一匹快马驰过缝隙，像击打石头迸出的一闪即灭的火花，像是一场短暂的梦，一瞬即逝。

在这里，苏轼一连用了三个譬喻，都来自古代典籍。

“隙中驹”，来自《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突然而已。”

“石中火”，来自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中的“石火光中寄此身”。

“梦中身”，来自《庄子·齐物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然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然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

而这三个譬喻，都说明的是一个思想——“人生如梦”。

这也是苏轼的词作里重复被表达的一个主题，如：“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一些读者或许会问了，“人生如梦”，这不是很消极的一种思想吗？苏轼那么豁达悲观的人，怎样会写出这样的诗词？

诗词君想说的是：自觉的悲观，同一味的悲观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真正的悲观，历来都不逃避人生消极的一面。

“以悲观为大前提，生命是能够悲观面对的。”

假如说“人生如梦”是对人生虚无一面的承受，那么下阙的“且陶陶、乐尽天真”，就是在承受之后的放下、自我摆脱。

“虽抱文章，启齿谁亲”，是苏轼对本人脱颖而出的慨叹，虽有满腹才学，却不被重用。

于是有了接下来的一句，“且陶陶、乐尽天真”：权且借理想中的欢乐，来忘掉人生的种种懊恼吧。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词作的结尾，苏轼写下了本人最神往的生活理想。

终究何时，可以真正地归隐田园，不再为国事劳累，不再为仕途省心。

到那时，我就做一个闲人，有琴可弹，有酒可饮，有山水可去赏玩，听着溪水潺潺，看着白云悠悠，就很知足了。

这些无比诗意的画面，其实并不在别处，就在苏轼的心底。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轼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他是心中自有桃花源的人，哪怕孤立浪头之上，雨打风吹，他自有他的摆脱之法、自由之姿。

苏轼终身的境遇都很坎坷，他也经常会有心情苦闷的时分，会在词作中宣泄本人的抑郁不平。可是词作的整体基调，却永远是开朗明快的。

有痛苦，有搅扰，有不平，却从不沉溺，不自甘蜕化，总是积极地寻求自我摆脱之法，这才是苏轼悲观的真相。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 太师，谥为“ 文忠”。

古诗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汉字押韵艺术，和声律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唐诗的凝练，宋词的意境深远，曲调悠长，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心灵享受。

尤其是宋词，豪放派和婉约派所诞生的词作，百花齐放，将宋词点缀得更加闪耀。像是李煜的“亡国之词”；苏轼的“狂放豪迈”；李清照的“婉约愁绪”，都能给替我们诉说心中的喜怒哀乐，抒发各种情感。

喜欢宋词，同时又想了解词人生平的朋友，不妨看看这套词传。分析词作的同时， 还配有词人的生平事迹，让你通过词作，了解他们的或幸福；或坎坷的一生。

这套词传包括：《李清照词传》、《李煜词传》、《苏轼词传》、《辛弃疾词传》、《纳兰容若词传》和《仓央嘉措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