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昊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是曹操《观沧海》一诗中的结句。从更为宏阔的视野来看,所谓“歌以咏志”表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意旨,其中还蕴含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就是因为有着“歌以咏志”的传统,当然,这种歌咏不只因为“幸甚至哉”,而是一切的“情之所至”,比如《诗经·园有桃》中就表达为“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有歌咏的传统,更有辑录的传统,远接《诗经》,近到摆在我面前的这本《日照民间歌谣》;从上古咿咿呀呀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到通篇语气词的《岚山号子》,放下书卷沉思之时,这些歌谣仿佛绵延穿过数千年的岁月,从大地的深处回响而来,如同一茬茬的庄稼一辈辈的人,在晨昏昼夜四季中轮回,在日月星辰云朵之下生生不息。
01
《日照民间歌谣》隶属于《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的第13部分。民间歌谣之所以能够独立成册,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体量巨大不得不独立成卷;二是内涵丰富必须集中展现;三是编纂者苦心孤诣使其价值得以提升。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日照民间歌谣谚语》一书相比,《歌谣》在内容和体例上有了新的变化,而且增补的部分属于“抢救性挖掘”,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民歌(谣)的传唱人已经逐渐凋零,而民歌(谣)这一民间文学形式随之式微,甚至包括有志编辑此书者,也面临着年龄和体力的困境。《歌谣》在编写体例上中规中矩,按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的分类法,分为劳动歌、仪式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儿歌等六个部分。这样的编写方法,可以让读者一卷在手,无论是升堂窥室还是学术研究,读起来都感到严谨“板正”且传承有序。
我本日照“土人”,自小就受本土民间文化的影响,那些夏夜里轻摇蒲扇遥望银河时传唱的童谣,在记忆里是终生不能磨灭的,这是我对自己的童年关照。而民间歌谣,恰恰也正是对传统文化的“童年关照”,因为它是文学之雏形、诗词之鼻祖。吟唱为歌,风传为谣,数千年前,古人采风而成就《国风》,吟诵而为《雅》《颂》,既成《诗经》而光照后世,并且引出了“思无邪”和“郑声淫”的评判标准乃至理论研讨。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源头所在,也是最为素朴的文学形式,也正因为官方的“采风”,所以风谣之道,一直没有在民间断绝。而名为“歌谣”,实有“歌”“谣”之分。《毛诗故训传》中讲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中则讲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有曲谱的为歌,没曲谱的为谣,一个是要唱出来的,一个是要念出来的。但是由于习惯的缘故,“歌”“谣”联用,甚至直接就被统称为了“民歌”。《日照民间歌谣》中尽管辑录了一些有曲谱的民歌,但是辑录的大多还是没有曲谱的民谣。既然名之为民“谣”,即是说明在民间风传之久,连最初创作人的名字甚至都漫漶了,这也是和民歌有区别的重要一点。因为曲谱需要记录的缘故,民歌作者乃至传承者的名姓尚能保存,至于民谣,则只能是成为文字记忆或者口口相传的一种传说了。
纵观《日照民间歌谣》采集的四百余首民间歌谣,其传承演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与齐鲁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密切关联。有相当的民谣词曲内容相近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譬如《花喜鹊尾巴长》《小白菜(小菊花)》《小老鼠上灯台》《五更调》《数九》《对花》《孟姜女送寒衣》《棒打鸳鸯》等;另外采集的时间节点侧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与当时评书和广播剧相关的唱段比比皆是,演绎了评书内容中的英雄传说,如八仙过海、梁山伯与祝英台、萧何月下追韩信、穆桂英挂帅等桥段,这与当时的民间文学热潮不无关系。但是九十年代后,本土民歌的内容再无实质性发展,虽然民间文人屡有创作,只是因为“文胜于质”的缘故,显得有些造作,创作的痕迹太深,因而影响了传播。同时随着传媒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向往已不满足于传奇,而是有了新的追求,于是民歌创作的“土味”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需求。
02
从《歌谣》的记录来观察,抗战至建国初期一段的民间歌谣,篇幅几乎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这一时期民谣的集中爆发,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息息相关,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当然会自然“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尤其随着《东方红》等民歌传遍全国,余波所及,日照当然不能例外。这些歌谣写实性地记录了我们日照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抗争与奋斗:“中央军退了三千里,剩下的队伍当了汉奸,从那时咱们的家乡就被鬼子占。谁是救星,谁是坏蛋,明眼的人们都能分辨”(《回想起八年前》)。妇女们《蒸饽饽》、唱着《纺线谣》《纺织小调》,《向纺车要衣》补给前线,或者唱着《放足歌》《妇女求解放》,参加识字班《一心要去抗战》;男儿们则或者《扛起锄头奔山岗》唱着《开荒歌》和《春耕小调》保卫粮食和春耕,踊跃《支前当模范》或者《参加八路军》,去《除汉奸》《打开灵山堡》《打倒日本鬼》。《刘黑七》《活捉朱信斋》等篇目则补充了抗战史中的细节,《可恨的日本鬼子“三光”政策》和《哭亲娘》等痛切的讲述,给和平年代的人们提供的也不只是一个时代读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深刻的历史经验使人永难释怀。
从历史传承的角度审视,《日照民间歌谣》采辑的文本还可以按照时序和内容进一步整理。譬如时政大类,可按照时间的迭代来排序,把反映前清遗老不剪辫子的《看看谁有前后眼》和反映袁世凯称帝“改朝换代”的《举人翰林瞎了官》等历史篇目再加筛选归类,使之脉络更加清晰;再譬如仪式大类,可以将反映结婚风俗的《滚床谣》《戳窗棂》《铺被歌》《铺新床》甚至算上《赶喜歌》放到一起,这样会显得内容条理更为紧凑。当然,瑕不掩瑜,如此多的篇目,失踪的作者,不断修饰演变的内容,很难予之逻辑理顺。
从《日照民间歌谣》采辑篇目的体例来看,大多数的内容为平铺直述的叙事体。从风格和修辞手法来看,也鲜有灵活的比兴手法。民间歌谣中常用的双声叠韵以双关等技巧也很少见到。我认为其中有两篇,虽然“中心思想”并不明显,但表现手法上有一定的特点。比如《小茶树》,顶真手法的运用使之朗朗上口;再比如生活大类里的《牡丹歌》,在修辞上就比较讲究,用“牡丹花,四月红。腊梅花,开五层”起兴烘托气氛,有条不紊地讲述了婚约、备嫁、迎亲、哭嫁、劝嫁的整个过程,无论是文理还是情感都可圈可点,整篇歌谣浑然天成,难得可贵的是有民间趣味而无文章酸气。再有,从朗诵角度来看,日照民间歌谣普遍偏重于用“eng”为韵脚,而且倒装句比较多等等,这些特点有待于方家从民俗角度加以分析解读。话说回来,尽管从修辞的角度看日照的民间歌谣多不讲究,但从语言的灵活程度方面看,还是有着自己的特点。比如形容女子皮肤好,叫做“脸白不花官粉钱”;再就是明人不做暗事,实话实说。《劝郎参军歌》里的女子规劝丈夫,直戳戳挑明“到后来,亡了国,就是有儿也枉然”,自有一股子侠气。《玉美人》则通过叹息“生下男养下女替不了生死,不过是到后来添土上坟”,表达了封建制度下一个弱女子生命个体的清醒。还有类似“庄户人有三怕,天灾人祸儿长大”(《三字谣》)种种,这些都是民间智慧的体现,却往往缺少了一种意境上的委婉。语言张力方面,更不会运用谐音或者双关来表情达意,这可能源于北方人特有的耿直,不像“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般的含蓄蕴藉。
03
《日照民间歌谣》中反映出的思想情感当然不只是抗战至建国初期的火热炽烈。有些也不无小农的狡黠甚至势力,比如《嫁乡长》就以攀附为荣,说是“小丫丫,快点长,长大了,嫁乡长。乡长身上背着枪,大鱼大肉他先尝。身子吃的大胖胖,养个儿子也壮壮”;再比如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闲来无事唱个歌》中不无得意地唱到“轮到我当婆婆,可得捞捞梢,大鱼吃了小鱼羔”;另外还有反映男尊女卑内容的“大米,捞干饭。俺爹吃,俺娘看。馋得小孩啃锅沿”(《编提篮》),尽管这些世故民情已经都成为了过去时,但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风俗,成为了比影像记录更为生动的“非虚构”作品。
由于民间歌谣是口头文学的原因,劳动号子一类歌谣形诸文字之后难以再现其原汁原味的生态,这其实也给编纂文字资料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岚山的《满江红》《牵牛调》等都明显经过文人加工。《岚山号子》则没有,因为它是“无词之诗”“乏韵之歌”,很难用文字来记述。也不仅仅是劳动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缺乏影音记录,恐怕我们从文字中再难体会到的真正的民歌风韵和民谣的风姿了吧。这种曾经最具生命力的文学形式,日渐失去滋生的土壤,如今在墨香中相见,难免令人唏嘘。
本拟按照体例对各大类进行详解,但该书序言中已面面俱到,不便画蛇添足,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来说其大概。宇宙肃穆,理屈词穷。唯记得在一声声童谣里的成长,有些记在书里,有些并没有记在书里,什么“和啦和啦冷冷,小狗等等”,什么“拉豆拐,做豆腐,你一碗我一碗”以及关于本土地理的“大湖小湖马家湖,电线杆子一溜核”,犹在耳边,却已无迹可寻。当下我坐在这燠热的夜色深沉里,遥遥听见它们翻山越岭而来 ,怎么又不能让人热泪盈眶。
(作者简介:董玉军,笔名东夷昊,日照岚山人。日照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来源:黄海晨刊
原标题:《来自大地的回响 ——《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日照民间歌谣》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