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作家新井新井一二三,这个名字很有趣。因为她的生日是1月23日。今年58岁的新井一二三,东京人,日本明治大学的老师。她会英文、中文、日文三国语言,但她选择用中文来写作。她说,中文犹如另一本护照,如哆啦A梦的任意门。到了中国后,她就发现在这个国家,大家除了方言以外,还会说普通话。”无论是哈尔滨,还是成都,大部分中国人都听得懂我说的话,那经验真的好过瘾。“她说,疫情结束后,想来成都吃担担面。20岁时的新井一二三,看鲁迅的《呐喊》、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与张爱玲的作品艳遇以后,就被中文之凄美与华丽深深迷住了。“中文听起来很悦耳,说起来则由大脑分泌出快乐荷尔蒙来,令人特别高兴。”
为何选择用中文写作?
“日本社会规矩太多了,对母亲的不满、对社会文化的愤怒等等,无法表达,喘不过气,尤其在日本社会,孩子和女性的地位比起成年男性低很多,所以随心所欲讲起话来,马上挨批评。一个日本女孩子,一直生活在规规矩矩的日本社会,从乖乖女成长为贤妻良母,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随心所欲讲话了。我想要去远处自由地呼吸。刚开始会讲中文、英文的时候,我就发觉讲外语的感觉很自由。当我们讲起母语来,自动地被种种社会规矩约束,结果往往不能说出真正想说的话了。离母语的环境远一点点,那约束我们的规矩就蒸发掉了。“她回答。
新井说,中文中很多人生道理,是她母语中没有的。比如中文俗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在日本就没有相似的俗语。所以,当第一次听到这个俗语,她觉得非常新鲜,好像视界一下子扩大了很多,这跟日本人最怕“给人家添麻烦”的心态实在很不同。又比如“好汉不吃眼前亏,好马不吃回头草”,这是老舍原作的话剧《茶馆》演出时记住的。
在新井看来,这是一种很合理、很健康的处世方法,在日本文化里却没有类似的说法。“日本人有甩不掉的自灭倾向,犹如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吉田松阴所言:虽知如此定失败,情不得已大和魂哉。唉!于是,日本荣格心理学第一把交椅、已故河合隼雄先生在《心的处方笺》一本书里,要提倡合理性处世方法时,说的是一句‘既然要跑,该放下一切’,意思很清楚,就是劝你不要依依不舍地吃着‘回头草’,可惜,还是没有马回头那样视觉化的效果。”
在新井眼中,中文俗语的世界观比日文俗语的乐观、幽默,例如“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相当于日文的“手前味噌”(自我吹嘘,说自己家做的味噌特别好吃),但是比不过老王的表情和堆得高高的西瓜那种画面感。听起来不大文雅的俗话,表达出来的人生哲理,有时会给人活下去的勇气,例如“好死不如赖活着”。
她在以往事业不如意的时候,常告诉自己李白那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反之,出了点名却马上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只好说“人怕出名猪怕肥”来安慰自己;当家人亲戚带来麻烦的事情,则在嘴里喃喃自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会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是的,只要能感觉到自己不孤独,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
新井把她与中文的故事都写下来,最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一本新作《我和中文谈恋爱》。下面,是红星新闻记者对她进行的深度访谈。
新井用中文写的新书《我和中文谈恋爱》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文在日本是学习人数第二的外语
红星新闻:不久前日本捐赠中国抗疫物资时,箱子上的留言,无论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还是“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很能激起共鸣——您是否也曾留意到一些由于过往文化的联系、中日两国的人可以无障碍理解的共通事物?
新井:身在日本或中国,往往注意到彼此的区别多于彼此的共同点,可是,一到西方,会忽然感觉到彼此的共同点其实很多。比方说,我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时候,去当地唐人街就发现,大米就不说了,还有豆腐、面条、红豆沙、酱油、大白菜、豆芽、香菇等等,在中日两国都很普遍、但是西方就没有或很少看到的食品,这都是过往文化往来所致。所以,我教日本学生时常说:学会了中文,不仅能在中国跟当地人沟通,而且在全世界的唐人街都用得上,通用程度高得不得了呢!另外,端午洗菖蒲浴、七夕谈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中秋赏月等传统习俗,也完全融入日本文化中,只是很多日本人没想过这原来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文化。
红星新闻:现在有很多中文词汇,比如当下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吐槽、傲娇、宅男、萌”等等,是受到日本的影响而形成。从这个角度,您如何看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呢?
新井:最近因疫情要躲在家里,很多中国人用的动词是“宅”,我觉得非常有趣。汉字毕竟是中国发明的,直到今天,中国人对汉字的理解都最强。日本虽然用了一千多年汉字,但至今对各个汉字的正确意义不一定能清楚地理解,结果常常出现错误的用法。不过,有时候,在错误的过程中也会发生新的创造。近来,网络帮助中国年轻人和日本年轻人直接交流,我认为会促进很有意思的文化发展,因为双方都懂汉字。
红星新闻:随着近年来赴日旅行的中国游客迅速增加,两国的交流也更频繁。是否在日本国内学习中文也更加流行?
新井:自从1990年代起,中文在日本一直是仅次于英文、学习人口第二名的外语。我上大学的时候,听力教材只有磁带,也得花很多钱才买得到的。现在有了网络,训练听力、练习发音的机会很多了。我每年秋天,叫二年级学生独唱中文版《铁臂阿童木》,现在有视频可以参考,结果很多学生都唱得不错了。
日本很多动漫游戏都取材于三国演义
红星新闻:学习一种语言和文字,同时也是深入了解其文化的过程。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对日本影响颇深。就您个人来说,这其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新井: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已经跟同学们组织过“李白会”。我们在日本学校用的语文课本上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后来,我进入社会后有一段时间,事业方面不太顺利,当时我常跟自己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那就是李白在《将进酒》中的一句,我非常喜欢。
红星新闻:您在明治大学教书这些年来接触到的学生,尤其是那些也在学习中文的,他们对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最为神往?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哪一部分特别感兴趣呢?
新井:日本很多动漫游戏都取材于《三国演义》,所以很多学生对三国有比我丰富辽阔的知识。另外很普及的是《西游记》,没有人不知道孙悟空、猪八戒的。至于美女,杨贵妃在日本名气很大。要举最著名英雄的话,那大概是成吉思汗了。
红星新闻:对中文的深入学习和熟练掌握,在您过往的人生经历中,是带来了很多自由与新的机会的。在享受这种语言优势的同时,是否也曾有过一些遗憾?比如您的知名度可能在日本不如在中国那么大。
新井:学习中文到熟练掌握,我感觉是100%好的事情,似乎没有什么遗憾之处。正如你说,我在日本没有多少知名度,反而让我过很平静的生活。我的撰文工作,几乎全在网上电脑中进行,不用接电话也不用参加应酬,因此才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将孩子养大。我认为,能过普通人的生活,对了解社会、收集题材,都很重要。
新井旅行照
新井一二三:成都,太有意思了,忘不了
红星新闻:您在1980年代,因为偶然的机缘认识了一群尚未出名的摇滚青年,也无意中见证了中国摇滚乐的起步阶段,其中像当年您比较熟悉的丁武,时隔多年,你们还有联系吗?
新井:今天社交网络非常发达,有朋友帮我跟丁武重新联络上了。他这么多年来,坚持追求初始的理想,我认为非常了不起。在国外有很多年后还能尊敬甚至憧憬的老朋友,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红星新闻:1984年,您申请到来华公费进修,第二次来到中国,学习之余也天南海北去中国各地旅行,对成都有什么印象?
新井:成都是我当年因为太喜欢所以特意造访了两次的唯一城市!对成都的印象是大红大绿:大绿是树林的颜色,大红则是干辣椒。我对陈麻婆豆腐、国营担担面馆印象非常深刻,如今在东京居家还每个星期自己动手做担担面吃呢。还有红油抄手、夫妻肺片、芝麻糊,我都是当年在成都才第一次尝到的。也记得成都人不说几毛,而说几角;不说老鼠,而说耗子,而且把耗子发音成“蚝子”。刚到成都那天,我要去四川大学宿舍住,但是我说“四川大学”大家都听不懂,后来我试着说了“死川打学”才有人听懂。太有意思了,忘不了。
红星新闻:你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后,曾在中国香港生活工作了几年,期间又来过成都没有?
新井:我后来没有机会重访成都。已经三十五年了。有几次在电视上看到有关成都的报道,可惜认不出来了。我想等世界恢复了正常(注:指疫情结束),再去成都尝尝地道的担担面。
红星新闻:年轻的时候,您曾说想要远离家乡,而旅行和外语都是很好的出路。如今过去这么多年后,再去看年轻时想要逃离的故乡,感受是否也有不同?
新井:感受,一方面仍旧一样,另一方面很不一样了。去国外旅游、生活,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因为在海外呆了不短的时间,我才能够比较客观地看故乡日本和我自己。经过漂泊生活,我体会到了:人不能逃离自己,而自己是包括成长背景在内的。我也体会到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国家、社会。然而,能够把自己的脑壳变成要塞的话,无论身在哪里都守得住自己的王国。今天,我身在日本,心在世界。
在马六甲的茶室,和华裔朋友一起吃点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图据出版社 编辑 李学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