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作家新井新井一二三，这个名字很有趣。因为她的生日是1月23日。今年58岁的新井一二三，东京人，日本明治大学的老师。她会英文、中文、日文三国语言，但她选择用中文来写作。她说，中文犹如另一本护照，如哆啦A梦的任意门。到了中国后，她就发现在这个国家，大家除了方言以外，还会说普通话。”无论是哈尔滨，还是成都，大部分中国人都听得懂我说的话，那经验真的好过瘾。“她说，疫情结束后，想来成都吃担担面。20岁时的新井一二三，看鲁迅的《呐喊》、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与张爱玲的作品艳遇以后，就被中文之凄美与华丽深深迷住了。“中文听起来很悦耳，说起来则由大脑分泌出快乐荷尔蒙来，令人特别高兴。”
为何选择用中文写作？
“日本社会规矩太多了，对母亲的不满、对社会文化的愤怒等等，无法表达，喘不过气，尤其在日本社会，孩子和女性的地位比起成年男性低很多，所以随心所欲讲起话来，马上挨批评。一个日本女孩子，一直生活在规规矩矩的日本社会，从乖乖女成长为贤妻良母，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随心所欲讲话了。我想要去远处自由地呼吸。刚开始会讲中文、英文的时候，我就发觉讲外语的感觉很自由。当我们讲起母语来，自动地被种种社会规矩约束，结果往往不能说出真正想说的话了。离母语的环境远一点点，那约束我们的规矩就蒸发掉了。“她回答。
新井说，中文中很多人生道理，是她母语中没有的。比如中文俗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在日本就没有相似的俗语。所以，当第一次听到这个俗语，她觉得非常新鲜，好像视界一下子扩大了很多，这跟日本人最怕“给人家添麻烦”的心态实在很不同。又比如“好汉不吃眼前亏，好马不吃回头草”，这是老舍原作的话剧《茶馆》演出时记住的。
在新井看来，这是一种很合理、很健康的处世方法，在日本文化里却没有类似的说法。“日本人有甩不掉的自灭倾向，犹如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吉田松阴所言：虽知如此定失败，情不得已大和魂哉。唉！于是，日本荣格心理学第一把交椅、已故河合隼雄先生在《心的处方笺》一本书里，要提倡合理性处世方法时，说的是一句‘既然要跑，该放下一切’，意思很清楚，就是劝你不要依依不舍地吃着‘回头草’，可惜，还是没有马回头那样视觉化的效果。”
在新井眼中，中文俗语的世界观比日文俗语的乐观、幽默，例如“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相当于日文的“手前味噌”(自我吹嘘，说自己家做的味噌特别好吃)，但是比不过老王的表情和堆得高高的西瓜那种画面感。听起来不大文雅的俗话，表达出来的人生哲理，有时会给人活下去的勇气，例如“好死不如赖活着”。
她在以往事业不如意的时候，常告诉自己李白那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反之，出了点名却马上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只好说“人怕出名猪怕肥”来安慰自己；当家人亲戚带来麻烦的事情，则在嘴里喃喃自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会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是的，只要能感觉到自己不孤独，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
新井把她与中文的故事都写下来，最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一本新作《我和中文谈恋爱》。下面，是红星新闻记者对她进行的深度访谈。
新井用中文写的新书《我和中文谈恋爱》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文在日本是学习人数第二的外语
红星新闻：不久前日本捐赠中国抗疫物资时，箱子上的留言，无论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还是“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很能激起共鸣——您是否也曾留意到一些由于过往文化的联系、中日两国的人可以无障碍理解的共通事物？
新井：身在日本或中国，往往注意到彼此的区别多于彼此的共同点，可是，一到西方，会忽然感觉到彼此的共同点其实很多。比方说，我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时候，去当地唐人街就发现，大米就不说了，还有豆腐、面条、红豆沙、酱油、大白菜、豆芽、香菇等等，在中日两国都很普遍、但是西方就没有或很少看到的食品，这都是过往文化往来所致。所以，我教日本学生时常说：学会了中文，不仅能在中国跟当地人沟通，而且在全世界的唐人街都用得上，通用程度高得不得了呢！另外，端午洗菖蒲浴、七夕谈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中秋赏月等传统习俗，也完全融入日本文化中，只是很多日本人没想过这原来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文化。
红星新闻：现在有很多中文词汇，比如当下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吐槽、傲娇、宅男、萌”等等，是受到日本的影响而形成。从这个角度，您如何看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呢？
新井：最近因疫情要躲在家里，很多中国人用的动词是“宅”，我觉得非常有趣。汉字毕竟是中国发明的，直到今天，中国人对汉字的理解都最强。日本虽然用了一千多年汉字，但至今对各个汉字的正确意义不一定能清楚地理解，结果常常出现错误的用法。不过，有时候，在错误的过程中也会发生新的创造。近来，网络帮助中国年轻人和日本年轻人直接交流，我认为会促进很有意思的文化发展，因为双方都懂汉字。
红星新闻：随着近年来赴日旅行的中国游客迅速增加，两国的交流也更频繁。是否在日本国内学习中文也更加流行？
新井：自从1990年代起，中文在日本一直是仅次于英文、学习人口第二名的外语。我上大学的时候，听力教材只有磁带，也得花很多钱才买得到的。现在有了网络，训练听力、练习发音的机会很多了。我每年秋天，叫二年级学生独唱中文版《铁臂阿童木》，现在有视频可以参考，结果很多学生都唱得不错了。
日本很多动漫游戏都取材于三国演义
红星新闻：学习一种语言和文字，同时也是深入了解其文化的过程。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对日本影响颇深。就您个人来说，这其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新井：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已经跟同学们组织过“李白会”。我们在日本学校用的语文课本上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后来，我进入社会后有一段时间，事业方面不太顺利，当时我常跟自己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那就是李白在《将进酒》中的一句，我非常喜欢。
红星新闻：您在明治大学教书这些年来接触到的学生，尤其是那些也在学习中文的，他们对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最为神往？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哪一部分特别感兴趣呢？
新井：日本很多动漫游戏都取材于《三国演义》，所以很多学生对三国有比我丰富辽阔的知识。另外很普及的是《西游记》，没有人不知道孙悟空、猪八戒的。至于美女，杨贵妃在日本名气很大。要举最著名英雄的话，那大概是成吉思汗了。
红星新闻：对中文的深入学习和熟练掌握，在您过往的人生经历中，是带来了很多自由与新的机会的。在享受这种语言优势的同时，是否也曾有过一些遗憾？比如您的知名度可能在日本不如在中国那么大。
新井：学习中文到熟练掌握，我感觉是100%好的事情，似乎没有什么遗憾之处。正如你说，我在日本没有多少知名度，反而让我过很平静的生活。我的撰文工作，几乎全在网上电脑中进行，不用接电话也不用参加应酬，因此才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将孩子养大。我认为，能过普通人的生活，对了解社会、收集题材，都很重要。
新井旅行照
新井一二三：成都，太有意思了，忘不了
红星新闻：您在1980年代，因为偶然的机缘认识了一群尚未出名的摇滚青年，也无意中见证了中国摇滚乐的起步阶段，其中像当年您比较熟悉的丁武，时隔多年，你们还有联系吗？
新井：今天社交网络非常发达，有朋友帮我跟丁武重新联络上了。他这么多年来，坚持追求初始的理想，我认为非常了不起。在国外有很多年后还能尊敬甚至憧憬的老朋友，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红星新闻：1984年，您申请到来华公费进修，第二次来到中国，学习之余也天南海北去中国各地旅行，对成都有什么印象？
新井：成都是我当年因为太喜欢所以特意造访了两次的唯一城市！对成都的印象是大红大绿：大绿是树林的颜色，大红则是干辣椒。我对陈麻婆豆腐、国营担担面馆印象非常深刻，如今在东京居家还每个星期自己动手做担担面吃呢。还有红油抄手、夫妻肺片、芝麻糊，我都是当年在成都才第一次尝到的。也记得成都人不说几毛，而说几角；不说老鼠，而说耗子，而且把耗子发音成“蚝子”。刚到成都那天，我要去四川大学宿舍住，但是我说“四川大学”大家都听不懂，后来我试着说了“死川打学”才有人听懂。太有意思了，忘不了。
红星新闻：你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后，曾在中国香港生活工作了几年，期间又来过成都没有？
新井：我后来没有机会重访成都。已经三十五年了。有几次在电视上看到有关成都的报道，可惜认不出来了。我想等世界恢复了正常（注：指疫情结束），再去成都尝尝地道的担担面。
红星新闻：年轻的时候，您曾说想要远离家乡，而旅行和外语都是很好的出路。如今过去这么多年后，再去看年轻时想要逃离的故乡，感受是否也有不同？
新井：感受，一方面仍旧一样，另一方面很不一样了。去国外旅游、生活，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因为在海外呆了不短的时间，我才能够比较客观地看故乡日本和我自己。经过漂泊生活，我体会到了：人不能逃离自己，而自己是包括成长背景在内的。我也体会到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国家、社会。然而，能够把自己的脑壳变成要塞的话，无论身在哪里都守得住自己的王国。今天，我身在日本，心在世界。
在马六甲的茶室，和华裔朋友一起吃点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图据出版社 编辑 李学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