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交替执政，政治极其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其中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的就是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这次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使东汉王朝摇摇欲坠。公元189年，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自为相国独揽大权。自董卓之乱起，劳动人民遭受到了空前的灾难，一方面是冷酷的战争，一方面是无情的剥削，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个历史的从林地带中，人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生命无情的逝去，无辜的百姓在战乱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波及，生命的尊严被无情的践踏，人的生命的价值没有地方也没有途径去施展。在这样的现实下，文人们便很自然地去关注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关注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于是出现了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们去创作表现生命、追求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文学作品。曹操的《薤露》《蒿里》等作品，悲天悯人，都传达了他对生命的尊重珍惜。
西汉初年，统治者们为发展经济，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在汉武帝时期，这种学说被儒家思想所取缔。而到了社会动荡不安的东汉末年，虽然有一种恢复理性的倾向，但他们仍然相信通过养生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曹操和曹植父子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他们的大量的“游仙诗”的创作，比如曹操的《精列》《气出唱》等诗，这些诗一方面是祈求获得长寿的秘方的，一方面是关于顺应自然寿夭的。总体上来说，曹操关于寿夭的认识是比较理性的。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是一个绵延不绝一直向前发展的时代，而文学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是沿着一定的脉络前进的，后一代的文学必然会循着前一代文学的脚步蜿蜒前进。无论是先秦时期文学的创作还是汉魏时期文学的创作都表现出了关注生命的特征。作为中国文学起源的“神话”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生命意识，如《山海经》等书记载的我国古代神话。《诗经》中的祝颂词就表现了先秦时期的长生幻想。
到了汉代社会，神仙道学思想流行，不仅辞赋中表现有生命意识，乐府诗中也包含浓厚的生命意识。正是这种经久不息的重视生命的文学创作传统对曹操乃至建安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安时期新的时代风尚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文人，在东汉时期的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文学创作发生了重要变化，于是政治理想的抱负、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就成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处在这一时期并且是这一时期的文坛领袖的曹操也深受这一新的时代风尚的影响，创作了大量的咏叹理想和生命的作品。
曹操生于公元154年，此时正值东汉末年，自然灾害不断又逢少数民族屡屡入侵；江西、湖南等地纷纷爆发起义，而统治者却仍然歌舞升平，买官卖官屡见不鲜，皇帝宠信宦官、任用外戚、听信谗言加征赋税以修宫室，丝毫不顾人民的死活，忠臣良将屡被下狱处死，朝野一片黑暗、浑浊。
曹操的出身并不光彩，但有权有势。即使如此，他的家庭背景仍经常被人诟病，但他并没有自此消沉，而是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曹操享年66岁，从公元184年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开始，共经历了36年的战争生涯。他的人生经历中有起也有伏，他能够坦然地接受出生给他带来的别人的嘲讽，也能够坦然面对仕途不顺带来的苦闷，他能够在失意时关注现实，关注百姓，关注民生，也能够在得意时不忘初心，积极辅佐幼帝。
曹操的一生有一半时间都在战场上渡过，他看惯了胜败荣辱、生死存亡，朝不保夕的生活使他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格外的珍惜，这就使得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他对生命的尊重、珍惜。
总结：
曹操生活在一个战乱的时代，而且他的政治家的身份也使得他无法像普通文人那样只关注自身，他必须在关注个体生命的同时，关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和整个时代的命运，所以无论是他作品中对个体生命的描写，还是对群体生命的描写，都在主动地关注生命，尊重生命，表达生命。他不仅关注生命，还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提倡节俭，主张薄葬，下令开仓，他的这些做法在不知不觉间就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没有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去炼丹吃药以求长生不老，而是深知长生不老的不可行，他只渴望通过养生来延长自己的生命从而完成统一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