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丨编辑部
“方方日记”发酵了两个月，从最初的毁誉参半，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不能理解她。当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忧国忧民”的方方也很难再淡定，终于亲自下场。
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马上回复了方方：
单就这篇回复来说，老胡的用词是客观冷静且理智的。
尤其是相比较前几天，方方打击异见的那篇微博。
“历史真相非权威之子而是时间之子。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你也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于永远，但你绝对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于永远。”
这段话适用于被方方强烈质疑的人，也适用于强烈质疑方方的人。
当然，也适用于方方本人。
然而看完他们的互怼，柴叔突然很想知道，在方方埋头写日记的时候，武汉乃至湖北的其他作家，他们在忙什么。
从武汉爆出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身在武汉的池莉，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一个作家的职责。
1月22日，深夜11点，池莉接到了单位的紧急通知：“从明天起，武汉市民实施隔离。”
看到这条通知，一直密切关注新冠病毒蔓延情况的池莉，长长松了口气。
“终于！终于！终于实施隔离了！”
年轻时曾经做过流行病防治医生，这让池莉比旁人对疫情发展更多了几分敏锐与清醒。
她在自己文章中呼吁道：
“早隔离对阻断烈性传染病，至关重要。尽管当代科技发达，早隔离也还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传统方式。道理很简单，也很通俗：这次爆发的新冠病毒，就是要吃人，人就得躲起来，不给它吃！它利用人传人，人们就单独隔离，不让它利用！”
她是这样的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众人惶惶不安之际，池莉已然在家中执行起严格的自我隔离生活。
她把家里的存粮蔬菜分成了14份，每天吃得简单，保持基本温饱，不饿就好，以免在14天内因为缺少食物而不得不外出采购；带领全家人开始节约生活，比如牙签掰成两半分两次使用，口罩用完严格消毒，以便重复利用……
但池莉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样对病毒有足够的重视，且因为缺乏食品物资等问题，很多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去超市抢购。
于是，1月26日，池莉站在客观专业的角度，写了一篇名为《给物业与业主的6条建议》的信：
这封信不仅给她们小区的物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也给其他小区带来了示范，被朋友和媒体称为“池六条”。
隔离到了第28天时，解除隔离遥遥无期，而每天的新闻里播放的，都是不断攀升的确诊数字，很多武汉居民都陷入一种消极焦虑的情绪中。
这一天黄昏，池莉听到旁边楼栋的一个老人，对着窗外喊：“某个时候是个头哇——某个时候是个头哇——”
池莉立马打开窗户，对着老人摆手：“喂——爹爹。”直到老人情绪平稳下来回到屋内，池莉仍不放心，又打电话给物业，请他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老人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她又在文章里，给大家加油打气：
“这个时刻，心神稳定是我们的拯救，理性冷静是我们的力量，勇敢顽强是我们的必须，咬牙挺住是我们的本分。
又一个黎明来临，拉开窗帘，东方既白，太阳照常升起，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忍住悲伤，克服畏惧，去希望窗外的希望。”
当记者问她：
“你说自己天生不具备兼济天下的豪情，但无论是这次为疫情大声疾呼，还是你之前在一些文章里提到的，遇到一些蒙哄大众或者投机取巧行为时，你都会为大众鸣不平。你觉得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就是我自己这样的人，我做我自己能够做的事。”
这就是池莉。
灾难面前，她选择了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就像她曾写过的一段话：
“我与武汉的关系，是狗与狗窝的关系：无论我经常跑出去和跑多远，我都要回来；回来嗅嗅，是无比熟悉的气味，在窝里扒拉扒拉，很快就香甜入睡，连睡梦都充满写作激情。”
“作家方方让作家群体蒙羞”、“武汉作家集体失语”，当方方被许多人塑造成勇敢的斗士时，武汉其他作家成了别人眼中，沉默不敢发声的胆小鬼。
一时间，各路媒体对武汉的作家群体辛辣鞭挞。
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疫情期间，真的只有方方一个人在战斗，其他人都做了可耻的逃兵吗？
匪我思存，武汉人，知名的网络作家。当武汉作家群体被群嘲时，她忍不住站出来，写下了这篇微博。
她微博中提到的这位作家李修文，湖北省作协主席，恰好是方方的继任者。
武汉封城后，有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李修文，他这样说：
“我的心都是乱的，没法坐下来写作，也读不进书了”
“很多作家在写目前的灾难，但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
不再写字的日子里，李修文并没有坐在家里，而是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去了社区。
了解到医院的防护物资匮乏，李修文从外地朋友那里筹措到400套医用防护服和8000个医用口罩，分别捐赠给汉口医院和江岸区疾控中心。
到了武汉园博北社区，了解到居民缺少生活物资，李修文又是多方奔走呼吁，最终得到著名导演张一白的慷慨捐赠，从黑龙江内蒙古两地直接采购，历经四个昼夜，5000多公里路程，最终将9吨大米和9吨面粉送到居民手中。
这些，李修文从没对人说起，当时外界也没有相关报道。
就在上个月，李修文又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赠个人稿酬10万元。
刘醒龙，武汉文联作家，在疫情期间，他给全国各地他能联系到的二十多位作家朋友，都打了电话，拜托他们为武汉为医院寄来各种防护用品。
封城第10天，武汉医疗物资最紧缺的时候，刘醒龙联系的外地朋友寄来200件防护服、100只护目镜，直接交到了武汉协和医院医生手里。
封城第26天，他又收到作家欧阳黔森个人捐赠的10000只口罩。
封城的第28天，他又收到河北省作协寄来的200只口罩。
这些口罩能医用的就给医院，不能医用的就捐给在社区工作的人。
他说，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在火线拼命的医生和护士，多一只口罩，很可能会多一条命！
而武汉封城后不久，省文联、作协的几百号人也没有闲着，他们成立了突击队，还有志愿者团队，天天下到社区协助战疫。
但这些努力，也没有人写。
当灾难来临时，有伤痛、有遗憾、也有痛苦，但是卖惨和哭丧，并不能改变什么。
让外界听到武汉的发声是一种选择，而为了防止灾难继续衍生，拼命自助和助人则更为可贵。
才华是天赋，但善良是一种选择。
5月，余华去参观了一次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其中柱子上刻的一句话，给余华带来了很深的震撼。
这句话出自一个波兰农民:“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二战期间，这位农民把一位犹太人藏在家中地窖里。直到战争结束后，这位犹太人平安地走出地窖。后来，这位波兰人被当作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在余华看来，波兰农民做出的这些勇敢行为，意味着人性光辉的力量，而这，才应该是文学最关心的问题。
“文学包罗万象。但是文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读者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人。”
就如同余华在1993年为《活着》作序时所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其实，像余华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
汶川地震发生时，川籍作家阿来正在家中写着自己的长篇小说，随即，世界开始摇晃。
安全后，因为职业习惯，他第一个反应是想对于这次大地震写点什么。但最终他没有下笔，后来，回忆起当时的经历时，他说：
“当时大家都希望迅速对灾难作出反应，作家的反应方式就是迅速地书写它，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和面对人间这样一个巨大灾难。”
他坦诚地讲：
“我也想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
于是，阿来选择忘记自己作家的身份，以一个志愿者身份深入灾区，这一帮就在灾区待了九个月时间。
直到后，到了，阿来才郑重其事地写下来一本反映灾难中，人性真实情况的小说，以此回望那些灾难与救赎。
在国外，也有作家善于用笔下的文字，为灾难中人民及时打气。
日本“3·11”大地震后的几天，日本作家村上龙立刻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文《什么都失去了，但是日本人唯一找回的是希望》，以此鼓励国家的人民不要为灾难所压倒，要永远对未来抱有希望。
所以，话再说回来，什么是人性的高尚呢？
比如，在这次武汉抗疫过程中，那些一个又一个普通的医护人员们，勇敢无畏的战争精神。
还比如，那些普通的武汉市民，面对隔离时，做的牺牲、配合和众志成城。
而作家们真正的使命和责任又是什么呢？
是像池莉这样的作家，第一时间用手中最熟悉的笔杆子，去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防控意识，让大家坚定抗疫的决心和信心。
是像李修文这样，在缺乏冷静时，宁愿暂时停笔，放下满腔的忧虑，真正去沉下一线，付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是像村上龙这样，行使自己有限的能量，给予他人希望。
是像阿来这样，时过境迁后，以客观的角度，真实地体现人心的力量。
鲁迅先生说：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让人感动的是，在这场抗疫中，我们见证了许多人，堪称“中国的脊梁”。
至于其他的人和事，不如留给历史去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