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初唐著名诗人，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对他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有巨大影响。后来困居长安十年，穷困潦倒。安史之乱后，流离失所，一身病痛。
杜甫的思想受儒家影响较大，但他与道教、佛教中人也多有来往，未限于一宗一派。作为“诗圣”，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代表着当时的“社会良知”。杜甫不仅做了动荡时代苦难人生的代言人，而且以贴近现实有血有泪的动地歌吟，呈露出仁者襟怀，由此形成的杜诗风格的大、重、拙，是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诗意所在。
杜甫继承了《诗经》、《离骚》重兴寄的爱国忧民精神，又发展了两汉乐府民歌“写时事”的优良传统，创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
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写实的写作手法。以时事入诗，直面社会现实，确实是杜诗很突出的特点。杜甫的乐府古体诗，除了效法汉魏古乐府取题的用意以“行”诗写时事外，还能自立新题，独创格调，如《兵车行》。杜诗的写实，既叙事件经过，又用力于细部描写。这些细部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杜诗的写实还融入了强烈的抒情，以时事入诗却含有泪水和深情。这除了他能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外，还在于他本人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只要真实地讲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叙述出来，就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
杜甫的诗歌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动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素有“诗史”的美誉。这首先在于杜诗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
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即使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的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写他们的遭遇，写他们的内心的悲酸，仍然可以感受到其时社会的某些心理状态。从认识历史的起初面貌说，这一类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
杜甫打破固定的律诗谱式，就律体的变格创为“拗体”。杜甫七律的拗句无规律可寻，体现了诗人造语贵新，同中求异的创作追求。
杜甫入蜀后所作的绝句多为描写当地风景和风俗人情的组诗，如《绝句漫兴》九首其一、《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与盛唐时期一般绝句不同的是，杜甫的绝句在声调上不是那么悠扬和谐，但章法、句法多变，刻画细致，能曲折达意，而且受民歌的影响，更多的杂有当时流行的口语。杜甫的这类诗，既有联篇的吟唱，又有单篇的短章；既有常调，又有拗体，多一气呵成的真实之作，其妙处在于含意深婉。但声调拗峭、笔墨质实，且多议论，改变了盛唐绝句蕴藉含蓄的清丽格调，创立了一种与其沉郁顿挫风格一致的绝句新风貌。
杜甫把律诗的题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杜甫对五律的把握，已到了非常纯熟、运用自如的程度，不但韵律精细，且诗境浑成而多变化，有意境壮阔忽转为凄凉的，也有气象巍峨忽转为情景细致婉约的，做到了不拘一格，如《月夜》。
杜甫是七律的第一位大家，他创作了超过前人创作数量总和的七律。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杜甫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五律和七律都有这样的组诗。杜甫打破固定的律诗谱式，除了创为“连章体”的组诗外，杜甫还就律体的变格创为“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这种拗体与七律初期出现的某些不合律现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不过杜甫七律的拗句实无规律可寻，有时是顺其自然而放弃声律规则，有时则是有意为之。能律则律，当拗则拗，体现了诗人造语贵新，同中求异的创作追求。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沉郁，指其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指其感情的表达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
杜甫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涵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
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积累了及其丰富的艺术经验，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
杜甫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的淳厚感情，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杜诗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杜甫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语不惊人死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