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腊日风俗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与东汉相比，很多腊曰风俗己经完全“转移”到了元日节，民间腊日祭祖的活动相对汉代来说也越来越少。
但是其他诸如宴饮、游戏、逐除等节庆风俗越来越丰富，民间的腊日愈发娱乐化。与此同时，腊日的风俗与佛教、道教的岁时体系和宗教活动互相影响。这些新变化产生的原因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及思想文化有关。
《荆楚岁时记》云：“十二月八日为腊日。”后人多据此认为南北朝时期腊日固定在了十二月八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干支记日逐渐转化为数字记日，一些传统节日确实开始固定地使用数字记日。
《史记陈胜传》有腊月之言，是谓此也。谚云：“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明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大疫。十二月八日沐浴转除罪障。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数政权的腊日日期均由朝廷规定，后世唐、宋时期也是如此。并且从敦煌文献中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谱来看，腊日依然是历谱中非常重要的历注，朝廷对此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历谱中的腊日依然是由北魏五德历运所决定的。
除此之外，一些道教文献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腊日并非是固定在十二月八日。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道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岁时系统，其中民间传统的正月一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月一日和腊日被道教所吸收，改造成了天腊、地腊、道德腊、民岁腊和王侯腊五腊日。
至宋代，腊日逐渐衰微，源于佛教的腊月八日又逐渐成为了新的节日，因此腊曰与腊八很容易混淆。腊日是十二月，也就是岁暮的重要节日，从《四民月令》和《荆楚岁时记》中的相关记载来看腊日的节俗与元日的节俗有着不少相似之处。
如《荆楚岁时记》中正旦、腊旦均有“门前作烟火、桃神，绞索松柏，杀鸡著于门户”的逐疫之礼，这样的节俗特征依然与历法的变化紧密相关。
而汉代可被称为岁始的曰子有四个，分别是冬至日、腊明日、正月旦和立春日。立春为岁首是农时历法的体现，冬至为岁首是天文历法的体现，正月旦是官方岁时系统的体现。
在汉武帝实行太初历之后，民众的岁时生活被纳入到统一的历法中，而太初历以十三月为岁首，这使得岁首相关节俗由冬至、腊明日向元日转移。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时间实行以十三月为岁首的历法，元日的重要性明显加强，而腊日原有的一些诸如拜贺长辈等节俗已经消失，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节俗，只有腊日的逐除方式与元日一致。
由此看来，王朝所颁布的历法对人们对的时间生活影响巨大，此外，秦代至汉代初年实行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实行太初历之后十月朔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这可作为旁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岁初相关的一些节俗逐渐“转移”到了元日，由于刚好处于十二月，腊日在人们的观念中己经完全演化成了一年之暮。
文人所作的很多岁时赋中也经常借用腊日，感叹一年将逝，抒情感怀。在民间，岁暮也多有送岁、留饭等去故纳新之俗。以元日为中心的岁时节日体系逐渐固定下来。
据前文所述，《四民月令》的相关记载反映了在汉代，祭祀祖先，为君、师、友朋上冢是腊日活动的重要内容，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
尽管没有明确指明祭祀对象就是祖先，但沿袭东汉风俗祭祀先祖、五祀的可能性极大。同时代的盛彦作《藏謳赋序》云：“余以腊之后，因祭祀余胙，要命中外，以行藏彊为戏”可见无论是腊日祭祀还是祭祀之后所进行的藏彌之际在当时应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仅限于义阳地区。
东晋时期的《神仙传》中提到了蜡祭，这里的蜡祭应是指祭祖，可见魏晋时代应尚有腊日祭祀祖先的风俗。但是成书于三百年左右之后的《荆楚岁时记》中，关于腊日节俗的描述却丝毫不见有关祭祖活动的记载。
据推测，在魏晋南北朝晚期，民间腊曰节俗中，或不行祭祖，或祭祖活动己不像东汉时期那样盛大，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祭祖活动经历了很大的改变，同时岁时节日系统同东汉时期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颜之推借王修的典故，旨在强调若双亲在伏日、腊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些节日去世，那么逢节应缅怀父母，而不应参加娱乐活动。
祭祀祖先的活动也与传统的岁时节日逐渐剥离，传统的岁时节日多以节庆活动和祭祀某些神灵为主要内容，较汉代相比，娱乐化更为突出。
或许这便是以记述岁时风俗为主要内容的《荆楚岁时记》中不见腊日祭祖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腊日等传统的岁时节日风俗中祭祖元素逐渐缺失，但是随着佛教和道教的迅速发展，一些有着佛、道色彩的节日逐渐兴起，并形成了祭祀先祖的风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祭祀体系中，五腊日祭祀祖先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但是随着祭祖活动变少，再到南北朝后期祭祀祖先的活动几乎在腊曰等传统的岁时类节日中消失。
而随着儒家三礼之学的不断发展和国家五礼体系的构建，皇家宗庙四时祭祀的礼制逐渐完善，当时的士人阶层同样也受此影响，依据“旧典”、“周、孔”所教进行四时祭祖活动，化礼为俗，形成四时祭祀的风俗。
原来岁时节日的祭祀活动规模越来越小甚至完全消失，岁时节日的娱乐化加深。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迅速发展，佛教节日盂兰盆节成为祭祖和祭祀亡灵的重要节日。
当然，受地域、民族、宗教等关系的影响，腊日祭袓风俗很难跨地域和时间一概而论，不过从整体趋势来讲，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有关腊日祭祖的记载确是越来越少。
辟邪除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岁时节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驱疫仪式多来自民间的巫术，即主要通过服食、沐浴、逐除仪式、悬挂辟邪之物等手段赶走致病之鬼。
《荆楚岁时记》云：“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魏晋南北朝时期仅北魏短暂实行过腊前傩，后来大傩成为了北魏军礼的一部分。
东汉的宫廷大傩中，驱鬼主要由扮演的“方相氏”及其子弟来进行，在民间应该也有相应的巫觋主持或专门从事驱鬼逐疫活动。杜公瞻注引《小说》云：“孙兴公常著戏头，与逐除人共至桓玄武家。玄武觉其应对不凡，推问乃验也。”
腊日的逐疫仪式更像是村民共同进行的活动，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佛教元素也融入到了中国传统的岁时体系中，形成了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等佛教节日，同时很多节俗也与佛教因素糅合。
十二月八日沐浴是在民间形成的习俗，而沐浴本身就具有逐疫的功能，如上已节、端午节沐浴风俗，因此后人逐渐形成了腊日沐浴的风俗。
且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服食仙要除疫的风俗。《养生要》云：“十二月腊夜，令人持椒卧井旁，无与人言，内椒井中，除温病。”由此可见，有一些关于腊日的赐药传说、制药之方等流传于世，或许在当时有腊日服药的习俗。
除了驱疫活动之外，在民间，腊日还有祭祀灶神的风俗。而祭灶应是汉代祭灶风俗的延续。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社会动荡与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宗族关系更为强化，家庭更多地依附宗族群体的协调与保护。”在宗族势力十分强大的时代，无论是皇族、世家大族、流民组织还是坞堡系统，家族关系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岁时节日共同参加节庆活动是维系家族关系的重要手段。
腊日本来就有家庭团聚的节日风俗，士族对腊日聚会非常重视。逢腊日，在外闯荡的游子便要返回家乡，与亲族同聚，若无法归乡则是莫大的遗憾，亲人间会致信问候。
北周权臣宇文护的母亲阎姬曾被东魏所虏，多年以后阎姬返回长安，武帝宇文邕为讨好宇文护，“每四时伏腊，高祖率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荣贵之极，振古未闻”。
尽管在这背后有复杂和凶险的政治斗争，但是可以看出鲜卑统治者在政治制度上寻求华夏的正统性的同时，也逐渐接受了中原传统的岁时体系和岁时风俗。
腊日与家人团聚共庆佳节不仅限于皇族、士族，而且是整个社会共同的风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走投无路的穷人均重视腊日。
同东汉的虞延一样，伏腊令囚犯回家被后人传为美谈，一方面说明地方官治理有方，实行仁政，另一方面说明伏腊、腊晦同家人团聚己成为传统习俗，世人非常重视腊曰。
张承宗认为，在进行腊日祭祀的时候，为了向祖先和神明表示恭敬，妇女们常常需要把顶针、戒指等物从手指上摘下藏起来。
魏晋南北朝这一分裂战乱时期的人们非常期待节日的到来，处在年末的腊日是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腊日的聚会、宴饮、游戏等诸多活动的花费也非常巨大。
无论是朝廷在腊日实行祭祀宗庙、社稷的礼仪还是普通民众的庆祝，腊日的活动均受到国家统一的时间安排。
官府注重民间的腊日风俗，民间腊日风俗对朝廷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体现出腊日礼俗的互动。
看了古人的腊日习惯，不知道大家如何认为身边的那些风俗习惯呢？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保持何种态度，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