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伟大的文学家、诗人、词人、书画家、政治家、哲学家、佛学家还有美食家，四川眉州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国维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1056年，21岁的苏轼进京应试，他写了一篇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称赞，苏轼立即名满京城。世事难料，正当苏轼以为自己可以平步青云，进入仕途的时候她的母亲病逝。苏家三人只好回老家奔丧。守丧完后，苏轼再次参加科举考试再一次名列三甲。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将父亲葬在老家。三年之后苏轼再回到朝廷，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意气风发，反对派的司马光回到洛阳编写《资治通鉴》去了。苏轼是力挺司马光的，因此他被牵连进去了。他的诗文被强行曲解为指责皇帝大兴水利，耗费太大财力。元丰二年，苏轼被从湖州一路押解回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黄州风景秀丽，“竹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蓑草小池塘”，“一溪风月”，“欲醉芳草”，苏轼性格旷达，虽然被贬却仍做出流传千古的诗文。但是他也不是圣人，每每入夜，那郁郁不得志的情绪就涌上心头。“疏月挂孤桐，飘渺孤鸿影”，“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与中庭”，“漏断人初静，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孤独时的心情总是特别复杂。
苏轼也安心在黄州过他的清闲日子，把官场失意的苦闷抑郁通过诗文写了出来。余秋雨说，黄州的遭遇成全了苏轼。伟大的作品往往诞生于苦难之中，苏轼在黄州完成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记承天寺夜游，定风波，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古代的文人，无一例外，儒学占据他们思想的主流。儒学告诉苏轼：君子，要出世！要以仁为己任！要兼济天下！任重而道远！苏轼就这么做了，名满京城，“百年第一”，还不是得了个落魄下场？苏辙指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苏轼的遭遇，除了命运的偶然，还有苏轼自身过于浮夸的作风所致。木秀于林而风摧之，他早该明白，即使是在唐朝这个浮夸的年代，拥有超越时代的才华而不懂得收敛，是要作死的。“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过去的经历让苏轼明白，儒学给他指的路，他走得并不好。苏轼在赤壁游玩，在与古人的对话中，他的心，在悄悄发生变化，不知什么时候他希望“羽化”，希望“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在这里不得不说另外一个被其它宗教所影响的诗人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秋山空”，王维的诗歌着力于描绘空阔超然的景物，如“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空”是佛家的追求讲求万物无相，不必执着于事物的外在形态。如果用这种想法来理解苏轼的定风波倒也说得过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不就可以说，苏轼并不执着于雨的外在形态，心中无雨，故眼前无雨。可是这样的解读并不能解释苏轼羽化登仙的愿望。苏轼和王维都想要超脱世界，王维借助于佛教，要摆脱事物外在形态的束缚，而苏轼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线。
这个时候的苏轼顿悟了，了解了人生就是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人就再也不用被一时的悲伤或喜悦折磨，这个时候，多舛的命运再也折磨不了苏轼，再凶残的波澜也再不能使他烦恼。于是，苏轼，他，超脱了。这就是苏轼不同于王维的道路——用旷达藐视挫折，用开朗直面惨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