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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一向提倡以德治国，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与礼治国比用法和刑治国更根本。但他任鲁国大司寇时，才三日便杀了以替人诉讼为职业的少正卯，鲁国上下一时肃然。可见孔子并不反对用刑。
他直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实现“无讼”是他的理想，也是大同社会的特征之一。孟子提倡仁者无敌，主张实行仁政。到了荀子，则提倡将礼和法结合起来，“治之经，礼与刑”，主张德主刑辅。
此后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基本上沿袭了荀子的治国思想。一方面进行道德教化，一方面严刑峻法，两手都很硬。但因为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监督，官员在运用法律上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用刑取口供又具有合法性，所以贪官赃官昏官比比皆是，冤案错案葫芦案层出不穷。
元代的统治尤其黑暗，元初废科举不用读书人，官员的选拔靠任命和世袭，有的官员连案情都听不明白，更遑论断案的水平。对现实的黑暗和不公正，人们无可奈何之余只能诉诸于戏曲、小说等，希望在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中惩贪除恶，实现社会公正。
于是一批公案戏应运而生，伴随着的就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的青天大老爷。元杂剧中的公案戏甚多，其中包公戏占大多数，《三勘蝴蝶梦》《智斩鲁斋郎》《智勘后庭花》《智赚生金阁》《智赚灰阑记》《智赚合同文字》《陈州粜米》等，有的戏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此外，还有《钱大尹智勘绯衣梦》《河南府张鼎勘头巾》《张孔目智勘磨合罗》等，都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吏治腐败，歌颂了清官。
第一，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等级制度森严的专制社会，享受特权的阶层必然超越于法律之外，横行霸道，恣意妄为。在他们眼中，平民百姓的生命和阿猫阿狗没什么两样。如《智斩鲁斋郎》中的鲁斋郎依仗自己是皇亲，目空一切，“胆有天来大。他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敢践踏”。
他看中了银匠李四的妻子，用三盅酒下聘，十两银子盘缠，就把人抢走了，还扬言“你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后他又看中了张孔目的妻子，命张第二天把妻子送到他宅子中来，还不能迟到，“他若来迟了，就把他全家尽行杀坏”。就连包公都得用计，将鲁斋郎改成“鱼齐即”上奏，然后再添加笔画才将鲁斋郎处死。
还有《三勘蝴蝶梦》中的皇亲葛彪，公然声称“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智赚生金阁》里的庞衙内：“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个苍蝇相似。”《陈州粜米》中的刘衙内：“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气焰嚣张得无以复加，却也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权奸当道，百姓哪有活路？这群特权阶层的存在和不法，反映了专制社会严重的不平等，折射出普通百姓生存的艰难，命如蝼蚁瓦片，丝毫无安全和尊严可言。“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的事屡见不鲜。
第二，揭露了吏治的腐败。这些公案戏有个共同特点：清官出现之前，必然有一个昏官，案子成了错案冤案，然后清官出场，案子真相大白。然后真正的罪犯受到惩处，昏官被革职。这些戏都对那些贪墨昏官的丑陋嘴脸进行了刻画，如《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中的巩推官：“小官姓巩，诸般不懂。虽然做官，吸利打哄。”“我做官人只爱钞，再不问他原被告。”
他一听说是人命案，立刻将案子推给了手下人，一言不发。尸首旁放着杀人的凶器，一把刀子，他拿着刀子说：“倒好把刀子！总承我罢，好去切梨儿吃。”拿人命案当儿戏，说出话来像小孩子，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窦娥冤》中的太守桃杌更不堪，原告跪下，他也跪下了：“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无耻到极点。
有些官员连基本的问案素质都不具备，《张鼎勘头巾》中的大尹连案情都听不懂，《智赚灰阑记》中的太守苏顺自嘲：“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因为这些官眼里只有钱、肚里没墨水，所以每有案子就推给下属。通常是令史，他们不承担直接的责任，怎可能用心办案？何况有的令史本身就是当事人，如《智勘灰阑记》中的赵令史本就是与马员外的大老婆通奸合谋害死马员外的，而案子却由他来审。
第三，歌颂了清官。在专制社会遍地贪墨的情况下，要出淤泥而不染做一个清官，是何等可贵和艰难！北宋仁宗年间的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合肥人）立朝刚毅，清正廉洁，执法如山，当时就已经妇孺皆知。因他做过天章阁待制，所以人们亲切称呼他“包待制”。但《宋史》本传记载却相当简略，只有一个具体的“牛舌案”。不过有关他的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主要是通过话本、小说、戏曲等形式。
参考资料：《中国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