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它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和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处于最高层级。随着历朝历代都城规模的扩大，要供养都城内包括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和足够数量的常备军以及皇室成员在内的庞大人口群体，就需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物资供应系统。因此，原本地区间的独立运河逐渐发展为跨区域的大运河，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统一和地方的安定，还能更便于为都城服务，以满足都城的物资需求。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为了将江南地区的物资运至都城，统治者沟通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体系。其后的数百年间，虽然王朝的都城几经变迁，从洛阳东进至开封，后又南下至杭州，但它们皆位于隋唐大运河沿线，可以说这些都城的兴衰都依托于大运河的畅通。元明清时期，为了更加高效地服务于北京城的发展，京杭之间的大运河被“裁弯取直”，各种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至都城，所以北京城也被称作“水上漂来的城市”。
从隋唐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到京杭大运河的裁弯取直，洛阳、开封、杭州、北京，这四座都城的更迭，见证着中国都城发展的“运河时代”。
隋唐时期
都城洛阳
隋唐两代虽然以长安为都城，但洛阳都是作为陪都而存在。由于大运河带来的繁荣，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洛阳的地位一点不低于长安。作为隋唐东都的洛阳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历经隋、唐、五代和北宋，历时500余年（605—1127）。
在营建洛阳城的同时，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并于608年完工，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庞大的大运河网络。从此，洛阳成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工商业空前繁盛，并逐渐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和对外贸易中心。同时，皇帝还下令把洛阳故城的居民及各地富商大贾等迁入新城，使洛阳人口达到百万以上。
大运河洛阳段唐代继续建都长安，由于其所在的关中地区人口不断增长，而当地生产却长期连遭损耗，根本不能满足官俸、军饷和宫廷用粮的需要。历史上曾经有过“东都就食”的故事，长安粮食供应不足，皇帝率百官到洛阳去吃饭。因此政府在隋代大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局部变更和整修，建立起发达的运河交通网络，位居大运河交汇处的洛阳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城内中外商贾荟萃，手工业发达，城内市场甚至一度远较长安大。
但自唐天宝末年起，经过安史之乱的破坏，及随之而出现的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北方社会经济遭到惨重破坏，由长安和洛阳构成的经济文化轴心区不复存在，全国的经济重心已基本上转移到江南地区。五代及北宋虽然仍立国于黄河流域并基本维持了汴梁（今开封）与洛阳的两京格局，但洛阳逐渐丧失其政治中心的功能。
北宋时期
都城开封
开封地处中原腹里，周围平原广阔，河湖交错，自战国时期（当时称大梁）便是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要冲。到隋炀帝开挖大运河，开封迎来重新崛起的机会。大运河沟通后，开封（当时称汴州）西通洛阳，南达江淮富庶之地，是南来北往商旅漕船的必经之地，从唐开元年间逐渐繁荣起来。通济渠成为了唐王朝的生命线，使开封作为交通漕运枢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并对其城市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经济与军事地理格局的变化也带来了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907年，朱温在开封称帝，建立后梁政权，立开封为国都，洛阳被改为西都。五代时期（907—960），虽然国都仍然在开封、洛阳之间来回变动，但多数时间以开封为主。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并通过一系列战争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割据局面。宋廷在选定都城时，既要考虑如何能照顾到北部和西北部边防的安全，又要能较容易地取得江、淮地区的巨额漕粮。因此开封（当时称汴梁）成为不二之选。
开封龙亭公园当时汴梁的水运交通条件十分优越，除汴河（宋朝对通济渠的称呼）外，还有向南经陈、蔡地区通往淮河流域的惠民河，向东经曹州通往齐鲁地区的五丈河，以及向西经中牟通往荥阳的金水河。这一以汴河为主的运河系统构成以汴梁为中心的放射状河网，为北宋漕运的发达和京师汴梁的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
1126 年，金军攻破汴梁，宋统治者放弃中原，南逃临安（今杭州）。宋金对峙，南北分立，汴河长期失用不浚，逐渐湮没。开封的地位也从此江河日下，日渐衰微。
南宋时期
都城杭州
杭州始兴于隋代，隋唐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和东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江南运河与钱塘江及浙东运河的沟通，使杭州从一个滨海小邑一跃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唐朝时，杭州已成为国内外通商口岸，贸易兴盛，呈现出“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繁荣景象，并在北宋时期成为全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是对外贸易主要港口之一。
1132年，在经过开封陷落后的数年颠沛流离之后，宋朝统治者终于在临安府（今杭州）安定下来。考虑到临安自身优越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以及它作为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及钱塘江三条水路交汇点的便利水运交通条件，宋朝廷于1138年正式将其定为行都，成为南宋的首都。南宋政权偏隅南方，北有强敌，但仍然维持了150多年（1127—1279），且经济持续发展，全靠其坚实的财政基础的支撑。而正是由于大运河对于各地财赋的转漕，才保证了朝廷的财政需求，并成为其布达政令、遣发军旅、流通物资的重要通道，大运河也由此成为南宋得以偏安的重要因素。
杭州拱宸桥经过南宋政府一个多世纪的精心营建，临安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鼎盛时曾达到160 万人，成为当时亚洲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
元明清时期
都城北京
1264年，在即将重新统一中国的前夕，元朝皇帝忽必烈下令在金中都（今北京）东北郊另建新城，并于1272年把新城命名为大都，定为全国的都城。元大都的确立与兴建，使北京由北方区域中心第一次上升为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大都建成之后，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和开发。重新开通的大运河以大都为中心，直穿山东、江苏全境，径抵江南，沟通了黄河、海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由此奠定了此后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规模。
明清两朝相继建都北京，继续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的水运通道。为确保这一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明清两朝都不遗余力地经营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古代运河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大运河每年为北京运进数百万石粮食，还把南方的其他物资如木材、铜、铁、铅及百货等，源源不断地运来。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的那些金碧辉煌的城阙和宫殿，也就没有北京历史上的兴盛和繁华。
通惠河北京旧城段北京的崛起，有政治、军事、地理等多方面的深刻原因，而大运河沟通南北，连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也为北京作为统一中国的都城奠定了经济和地理方面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区域，正是由于大运河的沟通，使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成为连接三大区域的枢纽，南北照应，成为全国的中心。
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历代都城的命脉，并与都城相互依存，互为推动。以都城为中心的运河系统组成一个庞大的漕运之网，紧密地将经济发达地区与都城联系在一起，从而为都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各种资源。同时，大运河与运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对于都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构成了都城发展的动力支撑系统和技术、信息与文化交流系统，共同推动都城的发展。
——整理、选自《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全书40万字，配有200 多幅图片，介绍了悠久的大运河历史和璀璨的大运河文化，既总结大运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意义、价值和作用，又分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实践经验，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一种思路。
来源：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