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就成了读者必读作品，而随着读他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对于莫言作品的缺点也为人所发现，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杨光祖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
莫言小说的局限
■杨光祖
对于莫言，还有他的小说，我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认可他的想象力，他的自我打开能力。但每次读他，也为那种文字、情感的肮脏而感到恶心，我经常说，莫言的小说格调不高，脏。最近阅读他的演讲录，竟然也有如此的感觉。比如《城乡经验与写作者的位置》，就以一只城里的虱子，和一只农村的虱子，他们相遇于城乡之间的道路上，然后互诉苦境，最后饿死，总结出“虱子的一生，与作家的一生很是相似”开始这个演讲，对农村出身的作家写城市，不被评论家认可，而大发愤怒。这个演讲就比较恶俗，没有什么新鲜见解，就是一种粗俗的牢骚。由此也可以看出，莫言对城市、城市文化，真的还是很陌生。
关于莫言，自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褒扬之辞铺天盖地，我再多说几句，也没有什么意思。一直很想说说他的缺点，他的不足。当然，我的言辞也极其轻微，不会伤到莫言什么，因此，也就直言如下。
1、小说充满着一种原始力量，留于粗鄙，缺乏深度，不够克制。
余华的《兄弟》，被有些评论家认为是得到了《巨人传》的狂欢写作之真髓，其实不然。我早就有文批驳之。当代作家因为文化修养不足，更多的是吸收了中国民间的一些文化资源，尤其莫言。因此，小说里充满着一种原始的力量，这也是他的小说能够吸引一部分读者的一个原因。但通读他的小说，有一个很鲜明的感觉，就是：缺乏教养。古人说正奇，他的小说“奇”很多，但缺乏“正”，因此，旁门左道、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而且那种农民式的狡黠，也加剧了这种倾向。
我们知道，民间文化是有脏的传统，比如二人转，它的底色就是黄色。一方面，这正是民间文化的力量之所在，那种泥沙俱下，那种来自大地的脏，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可能是人类的最底层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即便在农村，它也有它的范围，比如，西北的花儿，也是不允许在家庭里演唱的。作为作家，完全可以借助民间文化的传统，但应该取其精华，去除糟粕，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即便在农村，真正的有权威的老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是极其注意教养的。大粪可以做小麦的肥料，但人们吃的是小麦，而不是大粪。
中国当代文学普遍缺乏想象力，莫言有想象力，可惜他的想象力太没有节制，有时候流于胡说八道。陈众议《评莫言》认为，“像莫言这样如喷似涌，一泻千里的想象力喷薄是否恰当，是否矫枉过正，则容后细说。”①当然，据说这些在翻译本里是没有的，葛浩文都删掉了。有评者说，在英文本里，莫言很简洁。
莫言爱写丑的东西，他反鲁迅而走，认为鼻涕、大便，都可以写进小说。贾平凹也有此病。而有正大气象的陈忠实先生的小说，就没有这种倾向。写丑，写脏，写暴力，写残忍，写不堪，在莫言是常事。这不仅是自然主义倾向，更是莫言少年创伤性记忆的自我保护、自我宣泄、自我治疗。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民间文化的一种过度继承。对莫言来说，这种写丑过程可以纾解他内心的紧张，精神的焦虑，但对小说艺术而言，却是一种伤害，一种践踏。
有学者认为，道德的洁癖，是有问题的，容易导致专制。莫言这种开放的感官解放，是一种健康的人性。当然，这一点，我个人不太认同。我总觉得，文学创作还应该有一个边界，虽然这个边界是动态的、变化的。这种没有节制的审丑描写，这种叙述的洪流，有时会淹没或遮蔽作品的深度以及影影绰绰的人物光辉、性格力量。
引导语：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就成了读者必读作品，而随着读他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对于莫言作品的缺点也为人所发现，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杨光祖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
莫言小说的局限
■杨光祖
对于莫言，还有他的小说，我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认可他的想象力，他的自我打开能力。但每次读他，也为那种文字、情感的肮脏而感到恶心，我经常说，莫言的小说格调不高，脏。最近阅读他的演讲录，竟然也有如此的感觉。比如《城乡经验与写作者的位置》，就以一只城里的虱子，和一只农村的虱子，他们相遇于城乡之间的道路上，然后互诉苦境，最后饿死，总结出“虱子的一生，与作家的一生很是相似”开始这个演讲，对农村出身的作家写城市，不被评论家认可，而大发愤怒。这个演讲就比较恶俗，没有什么新鲜见解，就是一种粗俗的牢骚。由此也可以看出，莫言对城市、城市文化，真的还是很陌生。
关于莫言，自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褒扬之辞铺天盖地，我再多说几句，也没有什么意思。一直很想说说他的缺点，他的不足。当然，我的言辞也极其轻微，不会伤到莫言什么，因此，也就直言如下。
1、小说充满着一种原始力量，留于粗鄙，缺乏深度，不够克制。
余华的《兄弟》，被有些评论家认为是得到了《巨人传》的狂欢写作之真髓，其实不然。我早就有文批驳之。当代作家因为文化修养不足，更多的是吸收了中国民间的一些文化资源，尤其莫言。因此，小说里充满着一种原始的力量，这也是他的小说能够吸引一部分读者的一个原因。但通读他的小说，有一个很鲜明的感觉，就是：缺乏教养。古人说正奇，他的小说“奇”很多，但缺乏“正”，因此，旁门左道、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而且那种农民式的狡黠，也加剧了这种倾向。
我们知道，民间文化是有脏的传统，比如二人转，它的底色就是黄色。一方面，这正是民间文化的力量之所在，那种泥沙俱下，那种来自大地的脏，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可能是人类的最底层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即便在农村，它也有它的范围，比如，西北的花儿，也是不允许在家庭里演唱的。作为作家，完全可以借助民间文化的传统，但应该取其精华，去除糟粕，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即便在农村，真正的有权威的老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是极其注意教养的。大粪可以做小麦的肥料，但人们吃的是小麦，而不是大粪。
中国当代文学普遍缺乏想象力，莫言有想象力，可惜他的想象力太没有节制，有时候流于胡说八道。陈众议《评莫言》认为，“像莫言这样如喷似涌，一泻千里的想象力喷薄是否恰当，是否矫枉过正，则容后细说。”①当然，据说这些在翻译本里是没有的，葛浩文都删掉了。有评者说，在英文本里，莫言很简洁。
莫言爱写丑的东西，他反鲁迅而走，认为鼻涕、大便，都可以写进小说。贾平凹也有此病。而有正大气象的陈忠实先生的小说，就没有这种倾向。写丑，写脏，写暴力，写残忍，写不堪，在莫言是常事。这不仅是自然主义倾向，更是莫言少年创伤性记忆的自我保护、自我宣泄、自我治疗。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民间文化的一种过度继承。对莫言来说，这种写丑过程可以纾解他内心的紧张，精神的焦虑，但对小说艺术而言，却是一种伤害，一种践踏。
有学者认为，道德的洁癖，是有问题的，容易导致专制。莫言这种开放的感官解放，是一种健康的人性。当然，这一点，我个人不太认同。我总觉得，文学创作还应该有一个边界，虽然这个边界是动态的、变化的。这种没有节制的审丑描写，这种叙述的洪流，有时会淹没或遮蔽作品的深度以及影影绰绰的人物光辉、性格力量。
2、对中国传统小说负面价值的吸取。
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说，他要“大踏步后撤”，也就是他要“回到民间”，“作为老百姓写作”。其实，“作为老百姓写作”本身就有问题，理论上说不通，现实中也不可能。我一直认为，作家只能作为“个人”“个体”而创作。你写出真实的“你”的感觉，你的思想，就可以了。不要作为什么而写作。而且，民间并不是最终或最佳的归宿，作为杰出的作家，必须要超越民间。民间，也是藏垢纳污之地。那里充斥着“小传统”，包括暴力、色情。
莫言“大踏步后撤”，我们发现，他在吸取民间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吸取了很多中国民间文化的负面东西，当然也包括中国传统小说的负面价值，比如《水浒传》的暴力，《金瓶梅》的性暴力。这一点，他与贾平凹倒很有相似之处。《檀香刑》沉迷于酷刑的陶醉描写，而忘记了真正的人性拷问。莫言说：“戏里的酷刑，只是一种虚拟。因此我也就没有因为这样的描写而感到恐惧。”②我前面说了，莫言不感到恐惧，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治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就无法承受了。
比如《檀香刑》，从技术上看，应该说还是很有抱负的，结构特殊，语言恣肆，想象丰富。但如果尺度稍微严格一点，可以说，这基本是一部需要否定的作品。在它里面，缺乏爱，缺乏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缺乏一种对社会、时代的巨大穿透力。莫言总是计较叙事技巧，在他眼睛里，技术似乎比什么都重要。对小说写作来讲，技术当然很重要，但这种技术只有与伟大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他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他说的“撤退”就是他回到了民间传统，或者准确地说，回到民间文化传统。但民间文化传统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不是说你回到了民间，就一定伟大，就值得肯定。还要看你回到了怎样的民间，而且真正的作家不仅是回到民间，更重要的是要超越民间，站在批判的、反思的人文主义立场。
他在《檀香刑》后记里说：“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戏剧化没有错，韵文，也不是不可以用，但在描写一种苦难、酷刑时，使用“夸张、华丽”的文字，是否合适?我觉得，当我们面对民族苦难、残酷的酷刑之时，面对人性的巨大践踏之时，使用“夸张、华丽”的文字，是一种亵渎，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协调的。我们不可能在别人的丧礼上，使用华词丽句，铺排夸张，因为这不是展示我们文采的时候。这时候，无声胜有声，或者朴素的语言最有力量，这里需要的是你的一颗真实的感动的心，一种真正的良知，一种心灵的相同。
这里，当然最好引用一些原文，可以更加有说服力，就像法院判案，必须要有证据。但我确实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去再抄一遍那些沾满鲜血，冒着血腥气的文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檀香刑》，比如第九章，专门写的是凌迟，随便翻开一页，那纸页里都渗透着难闻的血腥味。我想，这样的描写，读一页就足够了。
小说主人公，高密知县钱丁的形象，很是苍白简单，虚幻飘忽，他与孙媚娘的偷情，很有明清艳小说的腔调，但用在这里，给人感觉不伦不类。那个孙媚娘，只是小说家手里的傀儡，她根本就没有活起来，她的艳丽，她的风情，她的狡猾，她的一切都是那么没来由，那么不真实。看看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那个阿克西尼娅，多么真实，多么鲜活，多么生动。其实，看看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可以领略一点什么是女性描写。《檀香刑》对那个知县的描写，尤其不可靠，作家完全没有写出一个近代化的山东半岛的剧烈变化。他说《百年孤独》他只读了几十页，后来才勉强读完。真的，他只是从《百年孤独》里找技巧，他无法感受到《百年孤独》的那种“孤独”，否则，《檀香刑》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尤其结尾，知县跑到升天台上杀人，然后自杀，都显得生硬、虚假，结尾更是没有一点力量。这个人物基本是死的。其实，《檀香刑》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活的，对他们的描写，包括心理描写基本都是不及物的，完全是作家的闭门造车，是自己的呓语而已。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那种对罪犯心理的描写，细如发丝，让人瘆的慌。那种对人性的拷打、拷问，确实深入骨髓。读这样的小说，写的虽然是暴力，但读者得到的是灵魂的升华，是一次涅槃。但在《檀香刑》里，却只有恶心、暴力、色情、无聊。阅读的过程，是一次堕落的过程，一次自我恶心、自我侮辱的过程。
莫言说：“我在这部小说里写的其实是声音。”但这个声音，却太低贱，一点不高贵。小说写了好几种酷刑的施行过程，阎王闩、腰斩、檀香刑、凌迟等，其中，对凌迟的描写字数最多，切割的是企图刺杀袁世凯的钱雄飞，整整用了17页。而写檀香刑，只用了八页，没有凌迟那么详细而彻底。我想，能够如此从容地描写一个刽子手的凌迟过程，而且花费如此大篇幅，写得那么细心，那么冷静，那么不苟且，我想，莫言的心，真是冷酷到了极点。
读了《檀香刑》，我对莫言这样的作家有一种恐惧，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不想与他有多少真实的交际的。我从这部小说里，闻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打抢”的血腥，和恐怖。我身边的好几位老教授，都不是文学专业的，他们都慕名购读了莫言的小说，但最后都很失望。他们说，除了色情和暴力，似乎没有别的东西，而且几部长篇小说都千篇一律，没有多少变化，语言也是啰嗦、缠夹、欧化。总之，他们感觉到一种恶心，认为这样的作品确实不能让青少年阅读，他们也不想再去阅读这样的东西。
我认为，作家描写死亡、暴力，不是不可以，但关键是看你如何去描写。杨显惠《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都写的是死亡，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檀香刑》所描写的对象。但我们阅读《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却没有恶心，没有恐惧，我们有的只有悲悯，只有眼泪，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有反思，有思考。我觉得杨显惠才是真正的作家，当代文学优秀的作家。狄更斯《双城记》写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但给读者的却不是暴力冲击，而是一种大悲悯，一种慈爱，一种深深的反思。他的《雾都孤儿》的那种博大的情怀，会让多少鄙劣之人，心灵得到净化。
3、缺乏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穿透力，和大爱。
他的代表作《生死疲劳》，是我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也认为它和《丰乳肥臀》是莫言最好的两部长篇小说。但它也太夸饰，不自制。《生死疲劳》43万字，一口气读下来，感觉比《酒国》《檀香刑》好多了，颇有一些悲悯情怀。地主西门闹被镇压后，先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并依次为叙述人称。文字很有想象力，恣肆而不自制，汤汤水水，泥沙俱下。一章文字里，也不断换用叙述视角，深受福克纳的影响。但总体看来，还是夸饰过度，缺乏一种大精神，读者看见的还只是莫言的才情，而小说中的人物却没有活起来。
我们读《檀香刑》《酒国》，除了看见作家的顾盼自雄，沉迷暴力，的确没有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更没有思想的穿透力。当一个作家写酷刑，写到莫言那个层次的时候，我真的感觉作家病得不轻，他在自我治疗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一个作家的责任，和他的边界。我总觉得，莫言的童年精神创伤太大、太深了，他也是一个可怜人。我曾做过一次演讲，讲题就是：《莫言是个苦孩子》。他的文字，都是在自我治疗。因此，他的文字缺乏一种大爱，一种让人飞升的大爱。
“思辨不够”曾经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莫言的理由之一。莫言也对此供认不讳：“思辨确实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弱项，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补补课。”③我们且不说他的小说里思想能力的欠缺，穿透力的缺乏。单看他的演讲，可以看出他思想的贫乏，根本无法进行一些稍微深入的讨论。他的演讲《作为老百姓写作》《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等等，明显无法自圆其说，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比较浅薄。他认为作家和泥瓦匠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一种技术活。这也是贾平凹的想法。所以，他们的作品，就有问题。炫技，炫的还是低级的技术。
葛浩文撰文认为：“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与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缺少深度有关。”④
当代中国的知名作家不但对西方文化一知半解，或者无法入门，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也是知之不多，但他们却有时极端自负。我曾在《文艺报》撰文《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自负》，批评过这个现象。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有才华，又遭逢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使得他们脱颖而出。但他们早期教育的苍白、垃圾，让他们无法正常地深入地思考，无法理解古人。当然，我也知道，这也是时代的错，我承认。但作为这一代人，有时缺乏一种自知之明，也是让人遗憾的。
4、语言泥沙俱下，不节制。
简练是文字的极美。比如契可夫、鲁迅。当然，也有一种泥沙俱下的美，比如《史记》。但《史记》的语言亦很漂亮，有风骨，不是那种没有节制的语言。著名翻译家周克希说：“普鲁斯特的文体，自有一种独特的美。那些看似‘臃肿冗长’的长句，在他笔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异常精彩的。因为他确实有那么些纷至沓来、极为丰赡的思想表达，确实有那么些错综复杂、相当微妙的关系和因由要交待，而这一切，他又是写得那么从容，那么美妙，往往一个主句会统率几个从句，而这些从句又不时会有插入的成分，犹如一棵树分出好些枝桠，枝桠上长出许多枝条，枝条上又结出繁茂的叶片和花朵。”⑤
莫言的语言，不是这样繁复的美，纯粹就是一种多余的赘疣。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对汉语写作的贡献。他让汉语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党八股的僵化的死尸状态活过来，让语言重新回到大地。他犁开了汉语的僵硬的地面，让它散发出泥土的芳香，当然也出现了发霉的垃圾。他让语言有了弹性、活力、生命，有一种视觉、感官的开放、绽开。他说：“我的语言的形成，主要还是和童年的关系，和原野乡村文化有关系。当然后来的学习丰富了我的语言。”⑥
莫言说：“一个作家的语言有后天训练的因素，但他语言的内核、语言的精气神，恐怕还是更早时候的影响决定的。我觉得我的语言就是继承了民间的，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是一脉相承的。第一，这种语言是夸张流畅的滔滔不绝的;二，这种语言是生动的有乡土气息的。第三，我想，是中华民族的传奇文学的源头，或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⑦这当然很好，但由于缺乏中国文学传统的真正的传统，一种伟大的传统，这也是他的语言格调不高的一个原因。因为作为一位优秀的作家，仅仅有民间是远远不够的。
5、缺乏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莫言经常说，小说的最高境界，是要写出有典型性格的人，塑造让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这话，他说了好多次。但是，我们读了莫言那么多的小说，除了《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的人物，还比较有特色之外，其他的那么多的作品，几乎没有塑造出让读者难以忘记的人物来。他的最大特色是描写背景，呈现那种氛围。但氛围里的人，却没有活起来。倒是陈忠实《白鹿原》还是塑造出了几个人物。⑧
比如，《檀香刑》的人物描写，没有一个成功的。心理描写，也没有深入人物内心，都是在外面虚张声势。对刽子手赵甲的描写，也总是有一种隔的感觉。作家还是不要描写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小说写了刽子手，其实，更准确地说，莫言写的只是酷刑，而不是刽子手。他完全痴迷、迷醉于暴力的描写，从文字里可以看到作家的那种痴迷。作家的深度介入，让自己呈现，却让人物消失了。
6、长篇小说的节奏、韵律太紧，不懂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莫言的长篇小说，不大注意结构。他善模仿，在结构，包括叙述角度上学习了福克纳、马尔克斯，其实，也仅仅是皮毛而已。他坦言他没有读完《喧哗与骚动》。比如，他的《生死疲劳》，读起来太累人。中国古典小说，比如《三国演义》《红楼梦》，就很懂得节奏。这方面就不展开，学者已经谈的够多了。
据说，葛浩文翻译的时候，大都是一种节译，甚至是编译。因此，在英文版里，语言的啰嗦，节奏的紧张，可能就好一些。莫言对自己小说的翻译，完全不管，根本不会考虑忠实翻译的问题。他任由译者去处理。高尔泰就不行，他要求必须忠实翻译他的作品。《文盲的悲哀》，写《寻找家园》译事琐记，收入散文集《草色连云》，写了葛浩文英译的胡编，随意改动原文，删减增加文字，也写了葛浩文的傲慢。
在一次演讲时，葛浩文说：“前一阵子，有人问我，翻译莫言的最新小说时是否还是会跟以前一样那么Creative，意思是“有创造性”。我开玩笑说，既然莫言得了诺奖，我的翻译要更接近原文。事实是，翻译他的《蛙》时，我当然没有这么做，不能让莫言和他的小说受损，更不能破坏他的国际名声。我还是照我的一贯翻译哲学进行，翻出作者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说的。”⑨读这段话，我们的心理比较复杂，葛浩文那种心态也值得研究。
葛浩文说，中国作家的写作缺乏纪律。这种“纪律”指什么呢?可能也包括了小说的节奏、韵律吧?当然，这种缺乏纪律，有时候也不能只怪作家，看看他们童年、青少年接受的什么教育，也就知道一二了。莫言说，台湾作家的青少年是用眼睛阅读，而他是用耳朵阅读。他也很得意于自己的耳朵阅读。耳朵阅读当然有它的独特之处，但童年、青少年的眼睛阅读的匮乏，对他们的文学创作，难道没有一点负面影响吗?比如，纪律。
注释：
①陈众议：《评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3期。
②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见《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271页。
③《说吧，莫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37页。
④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文学报》2014年7月5日。
⑤周克希：《译边草》，上海三联2008，133页。
⑥《说吧，莫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139页。
⑦《说吧，莫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131页。
⑧参看杨光祖：《田小娥论》，《小说评论》2008年4期。
⑨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文学报》2014年7月5日。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