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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近代浪漫散文游记作家(推荐)一
蒋廷黻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外交家，19带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史学教授，与梁启超称为南开大学的史学奠基人；1935年受蒋介石赏识担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被誉为国民党“最知外交的”；1965年溘然长逝，享年70岁。
回到蒋廷黻这本“皇皇著作”，我们可以首先发觉本书围绕的中心是“近代化进步救国”，这也是他自身思想中心的映射；从书中，蒋廷黻先生虽为明说，但是字字句句中都透露出了“近代化”的必要性，而书中表达的“近代化”却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上的近代化，然而还有教育的近代化、治学手段与工具的近代化，从书中的历史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通过这样催化近代化历程，中国才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国近代史》以中英订立“邦交”为开端，从鸦片战争到国家自我复兴的尝试；蒋廷黻对那个屈辱岁月的思考也同时带动起来史学家们对于中国前途与出路的集体思考，并且也影响了相当一代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思考与尝试；并且，书中蒋廷黻先生对于中国近代的人物的介绍与评价也同时刷新了我对他们的认识。
“天朝上国，无奇不有”
书中的开篇，蒋廷黻先生就讲述了关于中英两国订立“建交”的历史事件。从这些历史事件中，从英国皇室派马嘎尔尼勋爵率使团前往中国企图与中国建立国际关系，一直到最后英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强制打开中国闭塞多年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受到明朝与前清的影响所根治在心的“天朝上国”的顽固思想导致了对自己的高估与对西方各国的蔑视，并且也同时限制了中国在近代开端的工业发展。
以书中1973年，英国皇室马嘎尔尼勋爵率使团前往中国希望订立邦交的事件为例。当马嘎尔尼勋爵带着贡礼见到在西方素有“模范的开明君主”乾隆皇帝并表明了自己到来的目的后，乾隆皇帝却因自己对于国家“天朝上国”的自大顽固，拒绝了英帝国送出的贡礼，并责令其出京回国。这就是中英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次失败。
从这次建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近代初期因闭关锁国而产生的对于自己的错误高估与对于西方各国的盲目蔑视最后导致了中国近代化历程遭到限制与搁置，最后才会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从大英帝国到列强瓜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的这近二十年时间来，恰恰是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欧洲国家的国家生产力、工业实力受到其催化也慢慢发展了起来，最终导致了英国等国的经济指数的快速增长；这也激发了欧洲各国开拓国外市场的欲望，而版图巨大、历史悠久的古老中国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并没有吸取教训，而与大英帝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只是像蚊子叮一样使大清王朝无动于衷。中国的闭塞腐败面对英国的空前强盛，就像是待宰的羔羊般任人宰割；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洲其他国家也意识到了中国市场与其贸易潜力的巨大，从而都起了攻打中国的念头。
然而这一时期的大清王朝仍然深陷“上朝天国”的固执中无法自拔，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之外的国家都陷入在工业革命进步的水深火热中。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源于我们古代清朝人的无知与腐朽，还有那深植于内心的“天朝上国”的顽固不化；我们对于外交的无知也相应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古代大清王朝的覆灭与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最新近代浪漫散文游记作家(推荐)二
近代史老师最大的价值是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陈岳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本是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并且个人更喜欢后者，培养了对历史的兴趣，改变了看问题非黑即白的逻辑。
在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作者将近代中国的激荡八十年娓娓道来，讲述了列强轰开国门时的剿夷派与抚夷派的作为，从洪秀全，曾国藩两个人物去解读太平天国起义，然后是变法自强。此书作于民国时期，语言却十分口语化，几乎找不到古诗句(引用材料除外)，更没有马克思的术语，不在语言上设置阅读障碍，而是用别样的观点引人入胜。
在总论中，作者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独立富强是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必经途径就是近代化。作者还对近代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利用科学机械，组织近代民族国家，赶超西洋人。
作者把中国的衰落归结为三点：科学，技术，民族观念。其实民族观念的背后是政治体制，是思想文化，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政治体制。在封建集权体制下，产生了这么一批好大喜功，妄自尊大的官僚，产生了这么一批仁义道德至上，极为重视个人名誉，固步自封的官僚，产生这么一批只知宗族，不知国家的民众。这个国家看上去文明礼化，尊卑有序，却从来不知道平等是什么东西，更不知个人，自我在哪儿。
从剿夷派和抚夷派看什么叫爱国。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这个无从判断。因为这是一个道德判断。就如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一样。如果非要找一个标准的话，那就是看他所做的，不要听他所说的。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对国家有利的，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都是爱国人士。如果一个人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作所为甚至所言，只是满足了道德上的虚荣心，却不考虑这么做是否对国家有益，那他就是不爱国的。对国家有益是指对国家的实际物质利益，并非道德上的。在面临列强的枪炮时，如果按照强硬派所说，那么中国人都去当炮灰了，这可能会得到别人道义上的赞扬，但这明显是损失国家利益的，是极其不明智的做法。
还有一点，无论是剿夷派，还是抚夷派，都没有这个观念：国家之间是平等的，我们强调的是有权有势就高人一等。英国贸易之初想要通过谈判外交与中国通商，却因使者不肯跪拜，惹得乾隆这位西方人眼中的开明皇帝不快，通商也就无从谈起。
改良能够取得稳固的成果，减小成本，但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把握好节奏，然后水到渠成。但近代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越来越激进，越来越等不及。洋务运动从近代工业上撕开一个小口，然后逐渐扩展到民用工业，然后是培养技术人才，建立新式学堂，从学习西方技术，逐渐就会引进西方的思想。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转变无疑是漫长的。革命不会缩短路程。“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是困难的”改良需要平和的环境，不仅仅是国外环境，还有国内环境。这使人不得不惋惜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浪费的十几年的光阴。
不得不佩服有些人的眼光和思考能力。清王朝盲目自大，完全陷入自我的状态，不看世界一眼，鸦
片战争失败了，却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震撼。她已经麻痹了，或者已经狂傲到感知不到疼痛的程度了。曾国藩在日记中虽提及此事，却并不明了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与古籍。林则徐刚开始也是对洋人一无所知，以为用“民心”就可以战无不胜，后来才意识到这不过是拿民众当炮灰，于是睁眼看世界。可恶的是那些见识到洋枪洋炮厉害，还守着“民心”不放，只在嘴上逞强。李鸿章值得人佩服，有眼光有能力。明治维新以后，李鸿章就认为日本不可小觑，主张发展中国的海军。可在一般人眼中，日本不过弹丸之地，根本不值得一提。这也是为什么甲午战败使国人如此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