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纪念陈延年 陈乔年的兄弟等革命先烈

陈延年、陈乔年都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儿子。19，二陈离家到了上海，后进复旦大学。当时胸怀巨大抱负、热诚探求救国真理。虽是陈独秀的儿子，但是并不是起初就接受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一度加入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于1912月赴法勤工俭学，翌年2月3日抵巴黎，进巴黎大学学校学习。

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早期就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赵世炎，观察到陈延年的巨大变化。赵在194月26日致陈公培信中说：“有一部分之安那其倾向颇变，其最著者为陈延年一趋向极为可爱。”30日的信中又说：“二陈等近时倾向大变。”并要求陈公培“即以青年团为题”速即写信与陈延年接洽。在赵世炎等争取团结下，陈延年的政治信仰发生根本变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了196月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10月前后，陈延年、赵世炎、萧三、陈乔年等由法共党员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共。19冬，经中共中央批准，二陈加入中国共产党。（有文说二陈在苏联学习后回国，得到组织部长罗亦农确认后转为中共党员）。193月，党组织送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等十二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1924年9月，陈延年回到上海，10月，他任团中央特派员来广州，参加5日召开的团粤区代表会议，主持团粤区执委改组工作。11月，中共广 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任区委书记（有文指秘书）。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广东区委在执委会内设立有陈延年、周恩来、彭湃、刘尔崧等人组成的主席团，陈延年任书记。

陈延年在广东期间，特别重视党的建设。健全了区委的领导机构，对党组织进行整顿。着力于党的思想建设，加强党的团结。他在《告同志》《我们的生活》中，强调要“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要在党的正确的政策下面，很坚固的团结起来。”加强基层干部理论学习、党的基础知识。随着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广东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到1927年3月，成为有9000多名党员，有凝聚力、有战斗力，团结坚强的组织。

陈延年依靠工农群众的观点十分坚定。在《民族革命与工农阶级》文中指出“革命运动中只有最受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阶级是最能革命的阶级，这个最能革命的阶级就是工人与农民。” 陈延年亲自到工人中去，和人力车夫、搬运工人一起拉车干活，和工人们交谈，参加工会活动，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陈延年的领导组织下，广东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在1925年和1926年，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召开了两次工人代表会议，并召开了广东省第一、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这几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加强了工农联盟、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

同时，陈延年积极开展青年和妇女运动。在《我们应做什么?》一文中，号召青年们要“坚决与一切黑暗的过去奋斗”，参加到革命斗争中去。成立了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组建青年军人联合会。陈延年非常重视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装，选派一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以培养共产党的军事干部。1925年，组建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抽调有军事知识的干部副农会，扩大健全农民自卫军，把广州工团军改编为工人自卫队，建立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这些由党直接指挥的革命武装，支援工农革命运动，保护了工农利益。广东的工农运动在陈延年的领导下，有声有色，蓬勃发展。叶挺独立团被派为北伐先遣队，工人纠察队和自卫队成为日后广州起义时赤卫队的骨干力量。

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之前，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非常尖锐，陈延年等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中彻底阻截和打击右派。但遭到陈独秀的反对。陈延年指责陈独秀：“老头子真糊涂，以前不听老头子的，是我们错了，现在却是老头子错了。”到3月，新右派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突然袭击，陈延年是支持毛泽东反击蒋介石的正确主张，但又遭到陈独秀、张国焘的反对和阻止。时隔两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抛出了旨在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当时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人以及陈延年和广东区委都极力反对，但张国焘迫使共产党人接受。陈独秀等接二连三对右派妥协，作了三次大让步，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陈延年一再反对和抵制。他在省委会议上，曾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

1927年3月，陈延年离开广州去武汉。4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以准备反蒋为中心内容的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到上海贯彻执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的第三天即4月14日，陈延年到达上海。16日由李立三、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中央上海特别委员会，讨论通过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联名发出向中央建议，但不被接受。不久罗亦农调往武汉，陈延年代理江浙区委书记。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延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6月26日，在上海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会议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央的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由于事变，他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并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当天下午，他在施高塔路恒丰里省委机关研究工作时，陈延年等四人被捕。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

在营救陈延年时，误托了胡适，胡适写信给极右派的吴稚辉，吴稚晖得知陈延年被捕消息，大喜若狂，咒骂到“陈延年非杀不可”。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在信中写到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进行杀害。7月4日，陈延年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刑场。

1927年7月2日，赵世炎没有注意到家里发出的报警信号，误回到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杀杀害。

1928年4月15日，中共组织部部长罗亦农被捕，不久被杀害。

1928年6月中旬，陈乔年从北京回到上海，也被特务出卖，不幸被捕和被残酷杀害。

一直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陈独秀买来一些酒菜，在监狱里，祭奠自己二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不久，当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陈独秀痛苦和失望的叹道：“此时蒋介石的势力，还是挺大的。”

我们不能淡忘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不能淡忘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二位革命先烈，不能淡忘赵世炎，罗亦农等一大批中共早期优秀领导人和革命先烈。极其痛恶哪些出卖这些先烈的汉奸、特务、走狗，深思共产国际在早期对中国革命的误导作用和嫁祸中共党人造成的后果。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鲍罗廷看重了国民党的极右派蒋介石，罗易出示共产国际的指示给汪精卫。1927年7月12日，还有不让陈独秀出现的场合，组建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1927年8月7日会议等，拒绝陈独秀参加等，以及共产国际派利用清理托派的名誉，彻底清理和排斥陈独秀反对派，认为陈独秀派就是托派头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不良党风，就是苏联共产国际的党风。早期形成的陈独秀派和国际派之间的斗争，一直维系到共产国际被撤除的1942年，以致影响到今天的党内派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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