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4年，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为弄臣”（今人进一步衍生为“同性恋”说），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质疑。孙次舟随后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彼时，朱自清非常认同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参与讨论。闻一多于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文中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闻一多在后来撰文中，进一步阐释“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此处，转载叶罕云先生《闻一多论屈原:从“文学弄臣”到“人民的诗人”》（原载于《名作欣赏》32期）一文，以全景展现六十年余年前民国学术界的这场大争论。
一、屈原是“文学弄臣”
1939年寒假后闻一多“对于诗人屈原其人类似当代名伶的看法也提出来了，但未详细论述”，详细的论述在写于1944年12月、原载于1945年10月郭沫若主编的《中原》第2卷第2期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
事情的起因是孙次舟于1944年9月在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上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一文，12月前后又发表《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一文，并在附白中转录了李长之给他信中的一句“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且在《申辩》中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甚”。
于是，闻一多不得不开口了，“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的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这，便是误会之所由发生吧”，并说，“我以为在传统来源问题的探究上……此外便要数孙先生这次的‘发疑’，贡献最大”，但是，闻一多没有以“同盟军”的姿态出马，而是冒险做个“调人”。所以，闻一多补充说“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我也不十分同意孙先生只称许一个‘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和‘忠款与热情’的屈原。这些也许都是实情，但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和激烈”，“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
《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显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话语“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封建生产关系的狭隘性的残余意识”、“高尔基”、“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历史原是在这样的迂回过程中发展着，文化也是在这样的迂回中成长的”等，是闻一多自1944年暑假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学习《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新华日报》《群众》等党的刊物，以及《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后，懂得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观察问题，认识到“现在的社会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社会里有阶级”；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历史照螺旋形发展，从当初开始有奴隶的社会到今天刚好绕了一圈，现在又要到没有奴隶的社会了”；懂得了人民推动历史、劳动创造世界，认识到屈原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
二、屈原是“文化奴隶”
写于1944年12月，发表于1945年10月的《中原》第2卷第2期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闻一多称屈原是“家内奴隶“、“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文化奴隶”。
闻一多（1899-1946）
闻一多认为，“除一部分尚未达到奴隶社会阶段的原始民族外，全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奴隶解放史。在我们的历史上，最下层的离开贵族（奴隶领主）最远的农业奴隶，大概最先被解放。次之是工商奴隶。……但解放得最晚的，还是那贴紧的围绕着主人身边，给主人充厮役，听差遣，供玩弄，和当清客——总而言之，在内廷帮闲的奴隶集团。这期间所包括的人物，依后世的说法，便有最狎昵的姬妾幸臣，最卑贱的宫娥太监，较高等的乐工舞女和各色技艺人才，以及扈从游宴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等。论出身，他们有的本是贵族，或以本族人而获罪，降为皂隶，或以异族人而丧师亡国，被俘为奴，或以出国为‘质’，不能返国，而沦为臣妾，此外自然也有奴隶的子孙世袭为奴隶的。若就男性的讲，因为本是贵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而知识水准也相当高。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像这样的家内奴隶（包括孙先生所谓的‘文学弄臣’在内），身份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们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他们确实是时代的牺牲者，当别的奴隶阶层（农、工、商）早已获得解放，他们这群狐狸、兔子、鹦鹉、山鸡，和金鱼，却还在金丝笼和玻璃缸里度着无愁的岁月……他们被时代牺牲了。然而也被时代玉成了。……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
进而，闻一多认为，屈原是反抗的奴隶。闻一多称屈原为“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闻一多认为，“更重要的是奴隶制度不仅产生了文学艺术，还产生了‘人’。本来上帝没有创造过人和奴隶，他只创造了‘人’，在血液中，屈原和怀王尤其没有两样（他们同姓），只是人为的制度，把他们安排成那可耻的关系。可是这里‘人定’并没有‘胜天’，反之，倒是人的罪孽助成了天的意志。被谗、失宠和流落，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我们看见了奴隶的脆弱，也看见了‘人’的尊严。先天的屈原不是一个奴隶，后天的屈原也不完全是一个奴隶。”并且，指出，屈原除了“粉脂气”，更重要的是“火气”。
最后，闻一多把结论引向是“弄臣”更是“使臣”。“孙先生大概认定弄臣只是弄臣，其余一切，尤其国家大事，便与他们无干，所以不相信《史记》里那些关于屈原政治生活的记载。……因此，我们又明白了，‘滑稽多辩’是弄臣必须的条件，也是使臣必须的条件，正如作为辞赋起源的辞令，也就是那人臣们‘使于四方’用以‘专对’的辞令，‘登高能赋’是古代‘为大夫’的资格，也合了后世为弄臣，为使臣的资格，弄臣与使臣，职务虽然两样，人物往往不妨只有一个。也许正因屈原是一个‘博闻强志……闲于辞令’的漂亮弄臣，也符合了那‘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资格。战国时代本不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下讲资格，讲地位的时代，而是一个一切价值在重新估定的时代……然则在另一属性上身份也是卑贱的屈原，何以不能做三闾大夫和左徒呢？在屈原看来，从来倒是‘肉食者鄙’，而你看，奴隶群中却不断的站起了辉煌的人物……一个为文化奴隶（孙先生叫他作‘文学弄臣’）要变作一个政治家，到头虽然失败，毕竟也算翻了一次身，这是文化发展迂回性的另一方面。”
在这里，闻一多保持一贯强词夺理的语气，勉为自圆其说，但，说服力显然不够。闻一多的本意大概还是屈原是“弄臣”，但是特定情势之下，迫不得已的矫枉过正和应景之作的迎合，使得闻一多把屈原从“弄臣”提高到“使臣”，但，这究竟对否、符合历史与否，有待商榷。其中的论证，尤其带有先入之见，这个先入之见就是屈原是“政治家”，因为屈原是“弄臣”，“弄臣”是离主人最近的奴隶；因为屈原有“火气”，有反抗性，所以屈原是“反抗的奴隶”；因为“内廷”与“外廷”从来不分，屈原作为“弄臣”，他“滑稽多辩”，而这个是“使臣”必须的，所以屈原是“使臣”；并且屈原自己看重来自底层的辉煌人物，这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所以，屈原是政治家。实际上，闻一多的论证是不太合逻辑的，但是，却很有兴味。
三、屈原是“人民”的诗人
闻一多于1945年6月《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发表《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人民性思想实际上是闻一多此时的基本思想，他说屈原“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未必符合屈原在当时历史中的真正作用，但反映了此时闻一多的思想。“人民的诗人”是闻一多对屈原人格的最后的认定，也是最高的评价。闻一多在此文中说：“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闻一多论证“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非常有意思。论点如下：一、屈原在身份上属于人民群众；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和次要的作品《九歌》是人民的艺术；三、《离骚》喊出了人民的愤怒；四、屈原的死把人民的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闻一多说：“以上各条件，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
总之，闻一多参与了20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关于屈原身份的论争。闻一多于1944年12月完成《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认为屈原是“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并有“弄臣而能革命”说。
孙次舟的结论是屈原是“文学弄臣”，闻一多以此作为基本观点和出发点，进一步推导出屈原是“人民的诗人”；而屈原显然不是“人民”，是“贵族”。另外，闻一多将“文学弄臣”与“文化奴隶”混为一谈。闻一多的质疑，并没有解决这场论争的实质性问题；郭沫若认为，“我们本不必替屈原争身份，诚如闻一多所说，屈原是奴隶而力图解放，那是更可宝贵的。但我们所要求的是真实，要证明屈原是弄臣或奴隶出身，证据可惜依然不充分。”但，闻一多强调了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是“孤高”和“激烈”，并看到了“存在两个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屈原和“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屈原，却是比较睿智和深刻的。
刘煊在《闻一多评传》中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楚辞》卓有成绩的学者不少，除了闻一多，以郭沫若的影响最大。”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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