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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快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老祖母虽然离开我们近40年了，但遇到传统节日或回故乡探亲友时，总会想到她老人家悲伤苦难的前半生、勤劳节俭的一辈子、关爱晚辈的难忘事，从而激起了自己深深的怀念和愧疚。
据母亲讲，上世纪30年代初，我家的日子尚可以过。有五六亩租田，两间旧平房；祖父做裁缝，祖母开小店，父亲种田，母亲和姑妈搞家务。我哥哥的出世，更给家庭带来欢乐。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年仅51岁的祖父猝死，出生10个月的哥哥夭折，随着姑妈的出嫁，不到4年，一家人少了一半，不仅经济上，更是精神上给40多岁的祖母巨大打击。1935年我的出生减轻了一点祖母的忧伤。
1940年日寇入侵萧山，占领主要城镇。人民深受日伪、土匪双重压迫，难以生存：小店无生意只得关门，种租田无法温饱，父亲只得挑盐卖，从东片国民党游击区买来，运到南片共产党游击区卖掉，赚点小钱。1942年八月初一，父亲和同村几个农民一起把盐运到南片去卖时，被日寇发现，即以“私通中国兵”的罪名全部杀害，给我家带来灭顶之灾。那一年，祖母51岁，母亲29岁，我8岁。
面对困境如何活下去？祖母和母亲商量决定：祖母在老家种租田，母亲不会干水田活，到童家塘向外公租旱地种，逢年过节回老家团聚，平时请姑妈多看着祖母。翻地、灌溉、播种、收割等大工请人干，中耕、除草、施肥、收摘全自己做。从未干过农活的村妇都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祖母称我为“苋菜籽”，意为种子虽小，生命力强，可长高长大。家人都把期望寄托在我身上，希望我上学。外公对我说，日本佬的“洋书”（学校）不要去读，还是读“本书”（私塾）。就这样，我进了二外公（外公之弟）办的私塾，免交学费读古书，拜孔子为师。
那时的租田一亩实际仅七分，甚至更少，一年亩产约200斤谷。除去还租、交税捐、付帮工钱、种子和肥料成本，已所剩无几，碰到水旱虫灾就亏大了。仍难以活命，不少村民就外出讨饭。祖母对熟人讲：讨饭怕难看，给子孙丢脸。所以，尽管父亲死在贩盐上，祖母还是要母亲设法借钱和部分村民一起到东片去挑盐卖，赚点差价。记得有一天天未亮，祖母把我领到邻居毛婆婆家就出门。毛婆婆在门口道地上借着微弱的月光边纺纱，边为我讲月亮上吴刚锯桂花树的故事……天亮后，我回家自弄吃的。平时挑盐的人傍晚就回来了，那天到天黑一个都没回来。四五个七八岁的小孩一直跑到5里外的地方等待，到二更天才见到。原来因近一点的地方买不到，直到叫小泗埠的钱塘江边才买到。我成年后到东片出差，知道小泗埠就是头蓬，离我家有60里路。一个近60岁的小脚老人，一天来回跑120里，还要挑50斤盐，肚子还是空的。生活之艰辛，现在想起来还要流眼泪。
抗日战争胜利，人们盼望日子会好一些，哪知去了强盗来了贼。反动政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们讽刺当局是“民国万税”，“历来只有水无捐，如今只有屁无税。”农民缴不出，伪保长叫打手冬天抡棉被，夏天抡蚊帐，随时可抡饭锅。母亲为照顾祖母，凑了两石多米钱（按现价约1000元人民币）重开了小店，买卖一些烟酒、酱油、腐乳等物品。因本金少，无法多进货，所以祖母隔三五天要到来回40里的县城去进货。12岁的我曾一个人走到萧山东门去批发过一条香烟，回来沿运河岸边跟着轮船跑，还差一点掉到水里。农民无现金买物品，就赊欠，祖母不会记账，有的忘记了，因物价飞涨，有的一包烟钱来还时只能买半包了。
我记过账，记得伪保长家、唐先生家、寿先生家欠的烟钱最多，都一分未还。最后因血本亏完，只得倒闭。
1949年5月，萧山解放，党领导人民打倒了地主，使农民分到了田地。老祖母第一次高兴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不必再交租了。不久，我和母亲都参加了工作。农业合作社后，祖母不再辛苦耕耘，由我每月送钱给祖母用。60挂零的祖母总是把自留地种成百菜园：南瓜、茄子、青菜、芋艿都有。她还种过高粱，有一年过暑假，为了让我们吃到高粱饼，她提前把成熟的部分穗子剪下一点，用手摇磨磨成粉，做饼给我们尝。印象最深的是困难时期，祖母每年都收获几十个老南瓜。在晚餐的薄粥中加入南瓜，放上糖精，制成甜甜的南瓜粥。孩子们都争着吃，以致晚上把尿都撒在床上。
老祖母十分关爱下一代，特别是作为唯一孙辈的我，经常给我讲些她经历的奇闻异事：光绪皇帝死时，老百姓不能穿戴有红色的衣帽；民国初期，革命党人看到男人养辫子就要剪掉；衙前三先生（沈定一）发起“二五减租”，老百姓欢迎，他被暗杀后几百个人去送丧……她支持我自制风筝到野外去放，说“放鸢的人是望高的人”。给我烧浆糊，找鸢线。她同意我与同伴一起去游泳，但不一会就会来看我。凡姑妈送来好吃的，总留着给我吃。老祖母还教我劳动，她说“坐吃山空，会劳动吃不绝”。不到10岁的我就会去扫落叶、捡枯枝、割草作柴火，到稻田捉蚱蜢喂鸡，学会钓鱼虾；十几岁就会割稻、掘番薯、种油菜。让我较早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老祖母对曾孙辈更是关爱有加。在极左年代，规定地主家庭不能带国家工作人员的子女，无奈我只能把岳母带的三岁的女儿送到年已七十的老祖母这里抚养。我小儿子5岁时经常和小伙伴一起到处玩，不到一刻，祖母就去大声叫找回来。小儿子要太太陪他打老K，牌由小儿子分，出牌由小儿子定，这样小儿子场场都赢，老小都开心。一字不识的老祖母还教小曾孙数学，她的“教学方法”很独特，就是连续加叠数：1加1是多少，2加2是多少，4加4是多少……直到答案8192为止。因此我小儿子在上小学前就学会了万以内加法口算，上小学时用扑克牌算24点，速度比高中生快，高中时几次参加全国数理化竞赛，不能不说也都有老太太的功劳。
在深深怀念老祖母之时，也感到作为唯一孙辈的我对她孝敬太少而内疚自责。
1956年8月1日特大台风登录萧山。当时我正在杭州参加浙江省少先队夏令营任辅导员，第二天起床，看到院子里不少大树被拔起。我没想到当时老家住在旧房里的祖母。事后从母亲处得悉：祖母住的破屋已被吹倒，幸亏事先被近邻叫出才无事。1953年春节，要组织学生去向军属拜年，1958年参加整风反右运动，在县城学习班过年，都没有与祖母团聚过春节。大跃进时，父亲的坟墓迁移，曾关爱我的姑妈故世，因无人报信，我均未到场。七十年代，每天晚上都要办公，只有唯一的周六夜可回家，往往有故友来叙旧。星期天一早要到自留地干活，晚上得赶回单位开会，很少陪祖母聊天。老祖母晚年，虽然我家温饱问题已解决，但负担仍很重，夫妻俩不到100元月薪要分担分居5地8个人的生活费，3个老人住两地，3个孩子分别上大中小学。那时尚无医保，老祖母生病期间只请过公社医院、村赤脚医师治疗，没有送大医院住院医治。平时过年亲友送给祖母的礼包，我们因无钱多买，总是先“借”一下凑个数，到亲友家去“转一圈”待回赠回来时再给她吃。但她89岁那年春节，一位曾住我家多年的下放干部送来的炒米糕待“转回”来时她已吃不进了，成为我终生遗憾。
值得欣慰的是老祖母谢世后，改革开放近40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家庭更是两重天。老祖母的孙辈已年过八旬，享度幸福晚年；曾孙辈每家都有房、每人都有车，玄孙辈均在海外求学。老祖母若真在天有灵，也可含笑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