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
邵洵美出身官宦世家,外祖父盛宣怀是洋务运动著名人物,按谱系,李鸿章当是他的叔外祖父,可以说家庭条件非常好,就是人们常说的阔少。
邵洵美与鲁迅的仇
在上海,邵洵美与鲁迅的关系,原本是很正常的。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中国笔会出面欢迎,就是邵洵美自个儿出钱,在功德林订了一桌素席(萧氏食素),送到宋庆龄府上宴请萧氏,出席作陪的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诸人。宴会过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活动结束后见鲁迅无车返回,又是洵美用自己的汽车送鲁迅回府。然而,半年之后,因洵美的一篇小文章,鲁迅接连著文大加呵斥,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
这场官司,好多人都写过,最详细的还要数朱正的专文《鲁迅与邵洵美》,载于二○○六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朱的文中说,“这一回是邵洵美自己先拿出大富豪的口气,去奚落贫穷的文人,鲁迅看不过去了,才作文指明这一点。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于此可知,朱先生并没有见过邵洵美的文章,只是根据鲁文中引用的部分文字推断,便下了这样的定谳。当年的鲁迅研究者们,绝没有想到邵洵美这样的人,也会有文集一册一册地出版,以为随便怎样说,都无法对证。比如朱正在这篇文章中就说:
现在来写“鲁迅与邵洵美”这个题目,有一个困难,就是鲁迅这一面的文章都收到他的全集里面,容易看到;而邵洵美写的诗文,现在却很不容易找到了。鲁迅攻击过的文人,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施蛰存等,他们的作品都留下来了,表明了他们的存在。而杨邨人、张若谷、邵洵美却没有能够留下多少痕迹。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
“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朱先生的笔法,还真有点鲁迅的味儿。
按朱先生的理念,鲁迅批评林语堂等人的对与错,是可以商量的,批评邵洵美这样的人,绝不会有错,是钢板上钉了钢钉,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则认为,对错且不必管,先应当把事实弄个清楚。现在邵洵美的文集出版了,我们可以看到邵的这篇文章了,文题为《文人无行》,收入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文中说,这里的“行”,指行业,意思是说文人多没有正式的职业。看过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邵氏此文的要义,绝不是“奚落贫穷的文人”,他的立论,要高得多。最为明显的,是奚落当时上海滩上的左倾文人,比如“(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说的是当时主持申报《自由谈》副刊的黎烈文。还有的话,也可以说是挖苦鲁迅的,比如“(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鲁迅是《自由谈》的撰稿人,又是公开化了的左翼作家的首领,当然要挺身而出,狠狠地给以回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朱先生这话是说对了。
放开了眼,从更大的背景上看,又不一样了。一九三○年春,鲁迅出席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之后,便不停顿地向右翼文化阵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而此时,上海文坛的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二七年前后,像候鸟似的飞来的新月派文人,一九三○年前后不长的时间内,又一个一个地像候鸟似的飞走了。且举几个著名的,叶公超一九二九年秋离开暨南大学,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胡适一九三○年十一月回到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长;梁实秋一九三○年秋去了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初去北京大学任教授。新月派是鲁迅的死对头,既然头面人物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之流都远走高飞了,那么作为新月派小兄弟的邵洵美自然就水落石出,暴露在鲁迅枪弹的射程之内了。
可以说,邵洵美写不写《文人无行》这样的文章,到了一九三三年,都会撞在鲁迅的枪口上。
鲁迅骂邵洵美的话
鲁迅曾数度讥讽:“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此评影响颇大,使得很多人都认为邵是一个靠老婆陪嫁而舞文弄墨的纨绔子弟。今日看来,是一场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