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踏上海外打“黑工”之路。但在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潮背景下，“黑工”们如同过街老鼠一样被追打，最终被迫回国。
淘金梦破灭后，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带回了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遣返审查所
命运的交汇点
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拘留室里，郭福波从警察手上接过一碗方便面，焦急地询问着能否给老婆打个电话。
这个辽宁铁岭人是从首都机场被带回遣返所的。3月6日上午，这个辽宁铁岭人拿着缺页的护照，忐忑地排在机场出关检查的队伍中。然而，他没能顺利出关。因为缺损出发地西班牙的签证页，郭福波被怀疑是非法劳工，随后从边检现场被带到了遣返所。同车的还有一个山东大汉。
郭福波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3月6日下午的遣返所很忙，关在他对面的那个山东“黑工”甚至都没吃上方便面。
从11月开始，北京遣返所接收的境外遣返人员显著增长。这个机构成立于1998年。起初主要负责对非法出入境及遣返旅客的审查处理和证件鉴别。后来，越来越多被遣返者需要审查看押，于是，新的职能应运而生。前两个月，数字又有了新突破——他们共接收境外遣返的中国“黑工”500余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三成。上海浦东边检也有数据显示，近两个月来，仅从英国遣返人员就接近250人，其中90%为主动回国。
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潮率先影响了在国外的中国劳工，国际民工返乡潮悄然形成。有资料显示，中国向境外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82万，而“黑工”的数字可能远远高于此，他们随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在遣返所的审讯室里，郭福波交代了在西班牙马德里打“黑工”的一切。但在回国前，他已经4个月没有找到工作了。穿着工友给的运动服，这个38岁的男人无奈地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不是你的错，世界经济都这样了。”郭福波的妻子曾在越洋电话里这么安慰他。尽管如此，没有“赚到大钱”还是伤害了一个男人的自尊。
与郭福波相比，被黑中介骗到波兰的14名福建劳工的遭遇更加悲惨。仅仅打了48天工，便被波兰警方遣返回国，每人拿到的300欧元工资，相对于出国前借钱交的8.5万元中介费，杯水车薪。几乎与郭福波前后脚，他们被送到了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拘留室。
出国淘金梦
11月，刚到马德里时，郭福波还记得工作很好找。一个老乡引荐他到一家中餐馆，老板没问太多就让他从洗碗工做起，每月报酬300欧元，大约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
300欧元的薪水处于欧洲劳工的最底层。当时的郭福波是个彻头彻尾的“黑工”，没有健康证、居留证、工作证，甚至自己的护照也被“导游”骗走了。
同时和郭被遣返的山东人王绪森，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王绪森是通过“导游”——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蛇头”，被带出去的。谈妥中介费后，操着青岛口音的“导游”，帮王绪森一手操办了护照和赴马德里的旅游签证。这些年在国内，以出国旅游的方式通过海关，最后非法滞留当地打“黑工”的方式非常流行。还包括经商和探亲，在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省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通过这些方式出国后滞留不归。
4月19日，王绪森连夜从山东日照的家里赶到了首都机场，他身上穿着花了两百块钱新买的褐底白纹休闲西装。一个举着小旗、戴着墨镜的“导游”接过了他的护照。自此，6个月里他再也没见到自己的护照。
半年后，山东老家的人跟他说，护照已经被“导游”寄回了家。此时，他的护照已经缺少了关键的第9页、第10页签证，第8页和11页被胶水粘在了一起。
“我就是个没文化的农民，我懂什么呀。”坐在遣返所的审讯室里，王绪森为自己开脱。
王绪森是带着出去打工的念头跟“导游”接触的。只不过，一切程序他都稀里糊涂，他按照“导游”的指示进京办护照、领签证。有了疑问，对方不让问，说再问问题就不带他出去了。老实胆小的王绪森自此不敢发问，花了7.8万元，稀里糊涂地登上了去西班牙的飞机。
旅行在法国转机。在他印象里，一路都是大城市。
他见到了“大铁塔”，“听人说那就是巴黎”。他还记得每次自由活动后，队伍里都会有人减少，从最初40余人缩水到二十几个，最终，连这二十几个也被“导游”遗弃在了西班牙马德里。
“他让我们等一等，然后就再也没回来”，王绪森当时一头雾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黑工”。
之后的几年，王绪森做过洗碗工、油锅工、建筑工，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打杂，半年前被老板辞退，从此便再也没找到工作。3月5日，再也捱不住的他买了机票回国，身上揣着最后的80欧元。
边检警方十分熟悉这种情况，一般“导游”将所有人带到目的国之后，一个人带回所有的护照，以旅行社整体的名义回国到大使馆“销签”，证明全团回国。
“销签”程序就是为了治理非法滞留的现象，然而“有些旅行社却在这里面钻了空子”，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一科科长刘兴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导游”销签后撕去签证页，再通过邮寄方式寄送给当事人，从而“免除旅行社的责任”。
“出得早，赚得多”
郭福波曾经是辽宁一家国有工厂的车工，夫妻双双下岗后，开了一家小饭店，半年亏了五六千元，被迫关停。
“那时候看看以前的老同学们，有七八个都出国打工赚钱去了，日本、韩国、美国的都有。”郭福波被周围人的“成功”刺激着，终于有一天也借足8万块钱，踏上了出国淘金的路。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我这辈子哪进过这种地方啊。”在拘留室里郭福波抱怨道。
3月6日下午4点，和他在遣返所里相遇的还有14个被遣返的福建劳工，其中8名来自福建平潭。平潭是福建省南部的一个小岛，平潭人、曾经两次在伊拉克遭遇绑架，平潭人出国“打黑工”的“秘密”不告而宣。
林明就是平潭人，和众多当地的年轻人一样，只要能凑够8万元的“中介费”，都梦想到国外打工“赚大钱”。然而和大部分贫穷的平潭人一样，林明凑不出这8万元钱，以前做建筑工收入不稳定，一家四口刚够吃喝。
转机出现在，那一年林明认识了林我斌，后者是办理出国劳工的“中介”。林我斌给他打开了合法到波兰务工的一扇窗，承诺出去做后包吃包住，可以拿到每月至少700美元的收入，加班费按1.5倍计算，此外周六日还可以打打“黑工”，一个月赚一万元人民币不是问题。
还有另一幅美好的未来：“打工四年之后，便可在当地申请永久居住，还可以把家人孩子接过去”。
林明动了心，加上林我斌的妻子和林明是同村。下定决心的林明向高利贷借了8万元钱，每个月1600元利息，沉重地踏上了赴波兰打工之路。
他们的淘金梦并非不切实际，不乏成功的先例。
在他们一行人中就有这样的例子，46岁的陈友仁曾经到以色列做劳工，六年间赚了六七十万人民币。
“中国的劳工向境外输出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90年代达到了高潮。”北京边检总站总站长满聚友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劳工输出的范围也从最初的美、日、法，逐步扩散到巴、墨、加等较发达国家，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世界上180多个国家都有中国劳工的身影。
出国打工潮的背后是“出得早，赚得多”的现实。郭福波在西班牙打工的餐馆老板是浙江青田人，青田人在上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旅居欧洲，1992年的西班牙大赦使得大批青田人有了合法居留身份，至今，在西班牙的14万华人中，青田人占到了70%。
“开奔驰宝马的，做老板的都是青田人啊，我们只能给人家打工。”郭福波后悔没早出去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