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最新！山西省长治市人事动态】2月23日，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吴小华为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选举陈耳东为长治市人民政府市长；2月22日，政协第十四届长治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敏为政协第十四届长治市委员会主席。山西经济日报
判坐5年就假释，上午离任下午突击提干百余人
重案组档案
据人民网报道，据微博爆料，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的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于提前出狱，当地官员和煤老板及名流富商们，争相迎接贪官“荣归故里”，或列队欢迎，鲜花簇拥，甚至欲以礼炮迎接；其回家后门庭若市，礼遇犹如英雄凯旋。
不过，随后山西省相关部门人士表示，网络《山西省前副书记侯伍杰出狱回家，当地官员富豪列队欢迎》一文内容虚假。
经山西省相关部门查实，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0月被假释出狱(目前仍在假释期)。出狱后在北京儿子家中休息了几天，期间没有山西省的领导干部及煤老板去看望他。10月21日，侯伍杰三儿子开车将侯伍杰接回太原家中。不存在网络文章所说“近日出狱”，也不存在“当地官员和煤老板及名流富商们，争相迎接贪官‘荣归故里’，或列队欢迎，鲜花簇拥，甚至欲以礼炮迎接；回家后门庭若市，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
上午离任下午突击提干百余人
9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山西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有期徒刑。
判决书认定，侯伍杰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兼太原市委书记期间，接受时任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希望晋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的请托，于2000年9月至11月期间，在其办公室分3次收受邵建伟给予的美元10万元和价值港币5万余元的手表一块，折合人民币共计88万余元。
这让一直关注此案的人们大跌眼镜，此前坊间普遍猜想侯伍杰涉案有千万之巨——山西省纪检委的办案人员曾经告诉媒体，说侯伍杰“从各种渠道来的收入至少有5000万元”。
算起来，侯伍杰在太原市委书记任上只呆了一年零七个月，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山西省纪检委办案人员说，侯大量任免干部，特别是他将离任时，所作所为更加离谱，“上午刚接到免职的消息，本来人事就该冻结了，但侯伍杰下午就主持召开全市干部会，突击提干100多人，涉及经济、文化、公检法等多个部门”。
“打黑”推倒“多米诺骨牌”
侯伍杰案大白于天下，他的落马源于卖官链条最后一环的断裂。
2001年12月7日，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打黑队”将号称太原黑道老大的“三马虎”李满林捕获。
两年多后的1月18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满林等28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做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800万元。
在太原苦心“经营”了之久，竟然会被处以极刑，李满林不甘心。据一位曾经为其辩护的律师介绍，一审被判死刑后，李满林的情绪相当糟糕，随即供出多年来为自己提供保护的警界人士邵建伟。
其时，邵任山西临汾市公安局局长。
资料显示，邵建伟最早是太原市杏花岭派出所的一名户籍警，后任敦化坊派出所所长、杏花岭公安分局副局长、太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太原市北城公安分局局长、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公安分局局长(原北城公安分局)。
正是邵建伟涉案，才牵出了曾任太原市委书记的侯伍杰。12月，侯被中纪委“双规”。
曾“带病”快速升迁
资料表明，侯伍杰生于1945年9月，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6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参加工作。除一度在天津挂职锻炼，他的政治生涯均在家乡山西度过。
上个世纪70年代，侯伍杰曾担任岚县革委会组织干事，后历任吕梁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83年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被借调至山西省委组织部工作1年。在组织部门10多年的工作经历，为侯伍杰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源。
不久，侯开始了快速升迁的过程：1986年任长治市委副书记；1990年回老家阳泉任市委书记，并任省委委员。
在阳泉任市委书记时，侯伍杰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不少人诟病，其中人们最乐于传播的是那次他在北京的“劣行”。据报道，“女方只是阳泉电视台‘不漂亮，但爱打扮’的女台长，但侯伍杰被北京警方扫黄时当场抓获，并通知山西方面到北京领人。”
1995年侯伍杰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长。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侯伍杰更加尴尬，在增补省委常委的会议上，500多名党代表都收到了装着针对侯伍杰检举信的信封，结果侯伍杰因票数未过半而落选山西省委常委。
在长达两年时间里，侯不得不以省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列席省委常委会。不过，侯伍杰竟然于2000年1月以省委常委的身份兼任太原市委书记，不久转任省委副书记，下半年，兼任省委党校校长，举报、丑闻并没有给其升迁带来任何阻碍。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最高检督办涉民企行政争议化解案件也是如此。
山西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房屋强制拆迁纠纷监督案件也是最高检第一批督办案件。“最高检的督办给了压力，也给了动力，更给了办案团队智力支持，打开了办案思路，不拘泥于就案办案，为其他类似案件办理打了个好样儿。”山西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汤德意以长治市壶关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涉民营企业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为例进行了说明——
这是检察机关在一次专项活动中发现的案件线索。两位来自南方的民营企业家通过招商引资在壶关县成立了一家石膏线厂，广受当地村民欢迎，但厂子刚开工，就先后遇到了两次行政处罚，分别为“非法占用村集体土地”“缺乏环保评价”。针对前者，检察机关实地调查，多方求证后确认，该厂占地之前由另一家企业占用，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办理土地手续，遂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最终行政机关撤销原处罚决定。对于后者，检察机关邀请到的专家认为，石膏线厂工艺对环境影响不大，只需要做环评登记便可启动生产。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与相关部门充分沟通，在积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方面达成共识。
“虽然案件类型有区别，但办案方式确有很多共通之处。”汤德意说，督办是一时的，但方式方法可以举一反三。最高检挂牌督办帮助基层检察院办理了一批服务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推进企业合规建设的典型案例，促进了地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
领导包案
直面办案难点痛点
45件挂牌督办案件涉及社会保障、土地登记、房屋租赁、两违整治、征收拆迁等行政争议多发、矛盾突出的热点领域，化解难度都很大。对此，这两批45件挂牌督办案件全部由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带头包案化解。在最高检第七检察厅副厅长张步洪看来，检察长带头办案，不仅能赢得当事人信任，让当事人更容易接受检察机关的合理建议，还能引起行政机关重视，有利于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文章开篇提到的案件是督办案件中最为典型的工伤认定纠纷，该案由四川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先琼包案化解。侯某是一名矿工，一次在矿井下作业时因突然听不到声音，被送医治疗诊断为双耳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后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该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但因无法按要求提供其耳聋系事发作业时所致的因果关系证明材料或职业病诊断证明，未能被认定为工伤。另一边，因用人单位从未安排侯某进行听力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该市疾控中心表示没有侯某的听力体检报告和健康档案就不能进行职业病诊断。检察机关经向华西第四医院职业病科咨询，医生认为该案不具备重新进行职业病诊断或鉴定的条件。
回忆起第一次去侯某家中的情形，四川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魏薇依然记忆犹新。“为了补贴家用，一米八的男子汉竟在家绣十字绣。看着他手上的老茧深纹、破旧的家具，那幅鲜艳的十字绣像扎在了我们心里。”
鉴于侯某在工作过程中发生听力受损导致二级残疾，无法工作，生活极度困难，即使抗诉后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也无助于实体问题解决的客观情况，办案组决定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综合施策对侯某实施帮扶。办案组反复与相关单位核实、沟通，并多次组织召开检察官联席会研究实质性化解实施方案。“领导包案不仅给我们指明了办案方向，还给了我们很多底气和凝聚力。”魏薇说，省市县三级检察院拧成一股绳，积极想办法解决侯某的问题。最终，用人单位及派遣单位共给予侯某困难救助金6万元，检察院为其申请到9万元司法救助金，并协调社保部门上门为其办理社保手续，解除了侯某的后顾之忧。
参加该案化解座谈会的四川省人民监督员刘长远表示，检察机关在法律框架无法立刻有突破的情况下，以解决当事人困难为出发点、落脚点，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帮助当事人渡难关，有力度更有温度。
如何压实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包案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一把手”“领头雁”效应？记者采访了解到，最高检在专项活动中，对挂牌督办的省份进行视频督导，并专门召开督办推进会，对挂牌案件承办省份进行集中约谈，甚至纳入业绩考评，结结实实压实化解主体责任，实现“以上率下”“无须扬鞭自奋蹄”的自觉。
“只有自己带头办、带头干，才能带出办案、做实事的铁队伍。”在朱先琼看来，首席大检察官带头接访、释法说理，给全国检察干部做了很好的表率。每位检察官都应该在承担行政争议化解责任上自我加压，直接倾听群众诉求，才能“对症下药”解决群众的难事、烦事、忧心事。同时，真正站在群众角度和立场，就能够看到更多、更深层次的社会治理问题，从而进一步促进检察履职服务现代化社会治理。
在专项活动中，全国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案件6300余件，各级检察院领导包案化解行政争议2700余件，占化解案件总数的44%，其中，最高检和省级检察院化解561件，有效发挥了“头雁效应”。目前，领导包案、检察长带头办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已经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开。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