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5月周总理确诊为膀胱癌至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在跨越5年的时间里，“600天”只是一个概数。
昨天下午，我对我妈说：“等端午我看完这本书，就留家里，给你看。”
我妈翻了翻目录，“嫌弃”道：“这么难过的一本书，我才不要看。”
87岁的老外公，记忆力衰退，忘过我妈，忘过我爸，也忘过我。记不全自己8个亲生孩子的名字，也记不清8个孙子孙女的名字。但当他看到书的封面周恩来的照片时，竟颤颤巍巍地竖起大拇指，说，这个人很有能力。
于我而言，对周总理最深刻的印象，一是源于小学语文课本一篇名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文章；一是源于高中历史课本一张他在黄埔军校任教时拍的黑白照片。
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这是我、我妈和我外公，三代人对周总理的印象。
而他究竟有多“好”？
我只想说，在“尊敬”一词被滥用的今天，他向我诠释了“爱戴”的含义。在“公务员”遭遇信任危机被人民花式调侃时，他叫我明白“同志”一词的严肃使命与沉重分量。
《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是1988年邓颖超在丈夫周恩来去世写下的一篇文章。
朴实的话，平静地就像话家常，我却从头哭到尾。
从未有过一篇文章，像它这般打动我，让我久久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
所以，如果你愿意，我想带你重温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真诚与感动，悲痛与不舍。
1973年，新年的第五天，已经连续工作20余小时的周总理，终于走进卧室休息。
警卫张树迎却紧张地端着盛满鲜血的尿壶，惊恐地喊着尚在沉睡的张佐良医生。
自1972年5月，周恩来在例行检查中发现尿中4个血红球以来。
尿血，这个让所有人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了。
“林彪事件”后，“解放老干部”是周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有限的生命里，争取时间，尽可能多得工作，他身体力行。
他的忙，是医生取尿都提心吊胆地害怕被拒绝；他的忙，是工作人员叮嘱为了身体好一定多喝水，他却嫌工作时间上厕所太麻烦不去做。
充分的休息，在病症早期，也许能换来病情好转。
但是，日程表满满当当地安排，常在夜间会见外宾……对普通人来讲正常的休息，在过度操劳的周总理这里，却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1973年6月，周恩来因30多个小时没睡觉，两天连轴转地他，第一次在卫生间睡着了。
夜里一点多，离会见外宾还差一刻钟。“诺，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周总理对工作人员说，随即起身。只要刮胡子，就说明周总理有外事活动，这是他的习惯。
可待秘书准备就绪，却找不到周总理。最后，大家才想起上卫生间找找看。
一开门，所有人都怔住了。
周总理左手拿着毛巾，右手握着沾着肥皂沫的刮脸刀，歪着身，竟倚在镜子前睡着了。
谁也不想叫醒周总理，都不出声，想让他再休息会儿。
可不一会儿，总理双肩一动，“哎呀”一声醒过来了，满脸愧疚，一边起身一边看表：“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但此时的周总理，已经是身心俱疲，身体已经开始吃不消，可他还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工作，因为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历史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他也就只能继续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