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警示教育——区干部旁听涉嫌挪用公款一案庭审】 10月21日上午，由万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某挪用公款案在万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万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另有万山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市农行员工参加庭审现场旁听，接受廉政法治教育。
经查：被告人李某利用其担任铜仁市公安局党费、工会费出纳的职务便利，多次挪用该局的党费及工会费用于归还自己的债务及日常生活开支。此案庭审结束后，将择日宣判。
公开审理期间，李某当庭表示认罪。为达到警示教育的效果，检察官在庭审现场还阐释了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和从中应吸取的教训。李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李某的犯罪行为损害了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给集体利益和人民警察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作为党员干部，千万不要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秉承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更要以此为戒，立足本职，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
1997年，中国银行查账，发现周总理名下有一笔12000英镑的巨额存款，这是怎么回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每个月的工资是404.80元，其夫人邓颖超每月工资为342.70元。
然而，1997年，中国银行总行在进行党政军内部查账时，发现了一笔高达12000英镑的巨额存款，这笔存款是1976年7月8日，以周总理的名义存的。据统计，从1958年至1976年，周总理、邓颖超的工资总收入是161442元。
周总理向来清正廉洁、大公无私，他从来都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视钱为外物。
按照当时的汇率，12000英镑折合人民币是82308元，这笔钱在当时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
那么，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呢？又为什么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呢？
中国银行在查出这笔巨款后，立即上报，涉及到周总理，大家都非常重视，当即派人对这笔存款的来历进行调查。尽管时隔多年，但这项工作的难度并不大，因为周总理夫妇收入的来源非常单一，很好查，他们的收入，只有工资以及工资存入银行的利息结余。
而后者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于周总理夫妇单一的进账，他们的支出倒是非常复杂，除了日常的伙食费、房租费、报纸订阅费、党费之外，很大一部分开销都用在了补助亲属以及公益捐赠上面，总理夫妇的零花费用一直很少。
周总理夫妇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将自己的父母之爱倾注都到侄子和侄女身上，总理的侄子回忆说：“他们一半的工资，都拿来抚养我们了。”这话确实有些夸张，但基本符合事实。
据统计，在总理夫妇获得的16万元工资中，有近37000元用于补助亲属，有超过10000元的工资用于补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好友亲属，剩下的钱也有相当一部分捐给了有需要的人。
显然，这笔巨额并非周总理的个人存款，但为什么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呢？中国银行仔细一查，发现这笔存款居然涉及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那是1940年，正值二战。
二战初期，德军派遣飞机对伦敦展开了长达十个月的轰炸，有一个22岁名为多利的英国女孩因为公司被德军炸毁，失业了。
为了继续生活，多利来到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求职，想要应聘柜员。多利原来在贸易公司工作，有相关的办公经验，而且为人机灵，很顺利就被录用了，成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一名外籍员工。当时，多利的任务除了在柜台做出纳、接待日常办理业务的客户，还要给海外的国民党海员发放每月的工资，办理存款。
与这些海员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多利发现这些海员身上有着和英国男人一样的坏毛病，一领到工资就喜欢吃喝嫖赌，大肆挥霍。
多利知道这时候的中国正处于危难时刻，正在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害，她非常见不惯这些海员对自己国家的安危置之不理，肆意挥霍。于是，多利就劝说他们捐钱支援自己的祖国，早日将侵略者赶跑。在她的影响下，有一些海员醒悟了，将钱捐往国内，支援抗战。
在这期间，多利结识了一个颇具正义感的中国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本堃。
两人逐渐走到了一起，婚后的多利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刘道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由于刚刚从战争中脱身，国内百废待兴，急需资金刺激国内，而中行伦敦分行手中握有大量外汇，能给新中国的建设起到很大帮助。周总理为了保护这些国有资产不被国民党转走，就在中行设立了总管处，通知海外各行员工冻结资产，等待查收。可这时候伦敦分行的领导倾向于国民党，他不愿接受总管处管理，还打算把外汇转移到台湾。最后在刘本堃等人的努力下，才保住了大量的外汇。
事后，刘本堃被总行任命为襄理，生活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他和刘道蕊（多利）在伦敦生活了近十年，有了房子、车子。但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要回到祖国怀抱。
刘本堃和妻子刘道蕊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妻子居然不反对，还愿意和他一起回中国，加入中国国籍。刘本堃非常高兴，他低价变卖了在伦敦的家产，于1967年初回国。
回国后，两人继续在中行工作，尽管日子没有在英国那样安稳，但他们也没想回英国。为了继续建设新中国，他们把变卖家产的12000英镑通过银行汇给了周总理，还写了一封信，夹在12000英镑的汇票中间，一起寄给周总理。
周总理接到信和汇票后，指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接收，尽快找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由于这时候正处于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寻找捐款人的工作一直未能进行，为了这笔巨款的安全，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就把这笔钱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行，直到1997年才被发现。
1997年，在发现这笔巨款后，中行找到了当年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他们决定继续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找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经过反复查找，他们终于找到了刘本堃夫妇，要将这笔钱连本带息46.7万元退给他们。尽管这时候刘本堃夫妇的生活不是很好，可他们坚决不收这笔钱。经过反复协调，他们决定将这笔钱捐给中行，成立刘本堃基金，用于奖励银行内的优秀员工。
#你对命运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命由天注定，运靠人努力
记得小时候奶奶经常跟我说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像爸爸一样有出息。奶奶说爸爸几个月大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刚巧爷爷抱着爸爸去看热闹，算命先生一看就说这孩子面相好，将来要离开家做事情，还要爷爷给双倍的算命钱。
解放后的次年，爸爸高小毕业因家庭困难而辍学回乡务农，因为年纪小，加上读书人的儒雅，不怎么会干农活，免不了被凶悍的村妇数落，挣的工分也少，爸爸很是落寞。
正当爷爷怀疑算命先生一派胡言时，一天奶奶叫爸爸去放田水，路上遇到两个外出公干的公社干部，其中一位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问“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的，识不识字啊？”，得到肯定答复后，对方又问“给愿意出来参加工作？”，当时爸爸虽然不知道参加工作是怎么回事，但想起干活受气的事，就满口答应来。于是干部让爸爸回去告诉父母，准备行李，一周后到公社找XX同志报到。
就这样，14岁的爸爸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到边远的山区公社粮管所做仓库保管员员。爸爸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翻晒、筛捡粮食，捕捉老鼠，投放药物，出入仓记录，会计出纳，爸爸样样干得非常好，18岁就被认命为粮管所副所长。
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刚正不阿是爸爸的工作作风，根据上级组织的安排和调动，爸爸曾经做过七种不同的工作，每一种都干得棒棒的。
刚解放那几年，破坏分子、土匪、国民党残余势力还未彻底肃清，世道不安全。爸爸曾经在15岁那年被调往税务所，扮作放羊娃，独自步行50公里山路去两个偏远的公社收取税款，四千多元的税款绑在贴身的衣服里，回来税款全部被汗水浸透。爸爸曾经独自坚守大山里临时堆放的粮仓数日，因为那是运往外省的粮食，不得有任何闪失，爸爸白天四处警觉，丝毫不敢大意，夜间帐篷外野兽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一次爸爸在出差途中突遇山洪爆发，差点被洪水冲走，幸好眼疾手快狠命抓住一棵树干，才得以脱险。一次在下乡返回途中，傍晚时分，爸爸爬上一座山梁，突然发现山凹里有一群狼在游荡，爸爸就地卧倒屏住呼吸，直到天黑了，四处侦查，已经看不见眼里闪着绿光的群狼，才一路小跑赶回单位......爸爸经历千难万险，克服种种困难，毅然坚定信念干好本职工作。
两年前爸爸搬家，帮他收拾东西时，发现床底下一个老式木头箱子落满灰尘，打开一看，里面装得满满当当，全是爸爸的各种奖章、奖状、工作日志、职务任命书、党费证等，这是爸爸一辈子职业生涯的见证。我细细翻阅，慢慢品味，那一张张泛黄的纸、闪闪发光的奖章，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写满了爸爸曾经的艰苦努力和光辉历程，对爸爸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爸爸这一生真的不容易，了不起。
爸爸常说做人做事一定要脚踏实地，要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和党组织的培养，跟他在一起工作的人，有的因为吃不了苦跑回老家务农，有的在困难年代因贪污被处罚，有的在改革开放后担任领导职务因贪污受贿被惩处，爸爸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坦坦荡荡直到退休。
回想爸爸的人生，名由天注定，运却是自己努力书写、改变的，所谓的改变命运，莫过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