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23根金条被非法扣押双方和解#】4月30日，山西运城盐湖警方通报，警方与23根金条被扣押的当事人张某某达成赔偿和解。近日，张某某称前自己的23根金条被民警非法扣押，合计1253.9克黄金。后，张某某代理律师称，该案相关责任人已被内部纪律处分，但黄金一直未归还。此后，律师通过信函方式向警方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经警方核查，根据国家赔偿法，与当事人张某某达成赔偿和解。当事人张某某及其代理律师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代理律师张铁雁介绍，国家赔偿是依照当前的黄金价格赔偿的。（总台央广记者：李行健）此前报道，戳→山西运城警方回应非法扣押市民23根金条：已主动与当事人联系_央广网
两兄弟卖家电“买一送一”搞促销，却被公安认定是非法经营，并扣押财物、限制人身自由，后来刑事案件不了了之，兄弟二人将公安局告上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却裁定驳回二人的起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起1998年的老案，一起行政诉讼经典案例。
【基本案情】
1997年9月，陈锥、陈彦两兄弟在陈彦开办的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诚信家用电器店开展促销活动，顾客购买一件商品，即可提供ip通话5分钟，按于香港、日本通话每分钟7元、与美国通话每分钟9元收费。
1997年12月21日，福州电信局发现二人上述活动，以函件向公安局举报，马尾公安分局就二人行为是否涉嫌《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是否立案侦查向上级院请示，获批后刑事立案，对陈彦的住宅进行搜查，扣押陈彦用于网络通话的电脑及配件，并限制陈彦的人身自由。
陈彦家属缴纳了暂扣款2万元后被解除了人身自由的限制。
随后，陈锥又被公安传唤，在其家属缴纳3万元暂扣款后也被释放。
后，陈锥、陈彦以马尾公安局滥用职权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为由向马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公安局行使的是刑事侦查职能，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裁定驳回二人起诉。
二人不服，上诉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锥、陈彦认为，马尾区公安局在发现二人行为不构成犯罪后，不依法撤销案件，却在立案八个月后未做任何处理，意思是为规避司法审查，因此请求确认公安局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确认其扣押财物行为违法并予返还，并赔偿损失15000元。
马尾区公安局则认为，二人涉嫌刑事犯罪，对现场搜查 ，扣押二人用于经营国际长途电话业务的设备 ，追缴非法所得5万元等行为是正常的刑事司法行为，并非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福州市中院审查后认为，马尾区公安局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实施了不能被证明是刑事强制措施而明显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扣押行为，因此其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陈锥、陈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裁定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
【裁判要点】
1、判断公安机关的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刑事侦查行为的关键
本案中争议焦点在于马尾区公安分局的行为是刑事司法行为还是行政行为？如果是行政行为，则可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是刑事司法行为，即使违法，也是国家赔偿的问题，而非行政诉讼中解决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是刑事司法行为，所以裁定驳回二人起诉，二审法院的认定则恰好相反。
判断是行政行为还是刑事侦查的关键，在于公安局是否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如果有《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 ，比如刑事拘留、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等，这些措施就是《刑事诉讼法》授权的，公安机关采取这些措施，实施的则是刑事司法行为，不可提起行政诉讼。
但如果公安局并非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作出行为，则并非刑事司法行为，可能是行政行为。
比如，本案中“暂扣”就是典型的行政强制措施，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2、陈氏兄弟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福州中院的裁定书中，对陈锥、陈彦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也有所评述，虽然并非刑事判决中阐述罪与非罪，但意思其实就是非罪。
二人未经审核批准、未领取营业执照，擅自从事计算机信息服务业务和公众媒体通信业务，但不能证明ip电话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电信部门统一经营的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
而《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范围应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具体规定，只有行为人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时，该罪的客观要件方可能成立。
3、公安的行为是典型的借刑事侦查为名，干预经济活动
马尾区公安局立案侦查后，暂扣了二人5万元，即解除对二人的人身自由限制，并未按照《刑事诉讼法》对认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一年多时间里也未进行处理，如向检察机关提出起诉意见等，不应立案而立案，立案后压案不查，这都是问题。
判断是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除了看授权，还有看目的，若公安采取措施的目的并非惩罚犯罪，而是其他目的（比如经济干预，某茅酒千里拿人），则其行为性质也应属于行政行为，而非刑事行为。
最高法：工程存在地下室渗漏等质量问题，但质保金期限已过，发包方能否主张质保金不予支付？如果不能，发包方应当如何维权？
最高法院再审认为：
关于应否扣留工程总造价5%内的10%质保金问题
东怡酒店上诉提出地下室渗漏问题至今未修复，因此该部分（总工程款5%内的10%）质保金不应支付的主张。
经查，案涉工程于5月10日竣工验收合格后，因地下室存在的质量问题，东怡酒店通过向宝业集团转交物业公司《工作建议（协议）函》的方式要求宝业集团进行维修，宝业集团收到东怡酒店相关函件后已进行相关维修工作，并于3月18日向合肥东怡金融广场项目全体业主发布《房地产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责任期满返还公告》。
上述事实表明宝业集团已经对存在问题的地下室工程履行了维修义务，案涉工程自竣工验收至今已经超过5年，已经超过法定的两年缺陷责任期，故东怡酒店主张应当扣留工程总造价5%内的10%质保金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
如存在地下室渗漏等质量问题，东怡酒店可依法通过诉讼程序或其他程序另行主张。
（）最高法民终488号 · -12-30
建筑房产法律问题解决
法院冻结微信零钱有期限吗
法院冻结微信零钱有期限。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
如何查询银行卡什么时候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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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冻结会自动解冻吗
肯定不会自动解冻，这种情况银行只有接到公安机关的解冻公函才会对银行卡进行解冻，否则银行卡将永远不会自动解冻。
1940年，国民政府控制的成都、重庆等地粮食价格突然猛涨，米价高出1937年的六十倍。而这一年的四川并不歉收，如何能够出现粮价暴涨?情报送到军统头子戴笠的办公桌上，他感到必定事出有因，于是下令成都站彻查，并派多人分头查缉。
很快，事情有了头绪：原来是原国民政府成都市市长，现任大川银行董事长杨全宇操纵各方势力，大量囤积粮食，操纵粮价。此事查出后，戴笠立命封存有关粮仓，拘捕人犯。但杨全宇等人在川为宦多年，各种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劝戴笠不要引火烧身，得罪巨室。但戴笠既有蒋介石撑腰，此事又有理有据，恰是树威扬名的好时机，岂肯错过?
戴笠做出严正的姿态说："少数人囤积居奇，多数人身受其害，绝不能姑息。"戴笠下令将人犯押送军法总监部严审，并派员参与督促，当夜判处杨全宇死刑，并很快执行。此事传出，许多人风声鹤唳，惧怕戴笠。
不久，戴笠又因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与翁文灏结下了怨。
1940年12月29日，蒋介石邀经济部长翁文灏在蒋的官邸午餐，告诉翁文灏，有人反映经济部对平价基金的运用有问题，他要派人查明，但不得影响公务。
下午，戴笠便来到重庆小什字曹家巷经济部机关，面见翁文灏，说奉蒋介石令，要找经济部的十个职员到化龙桥复旦中学四联总处宿舍清理账目，并答应这些人日间到部办公，晚上要接受查询。
可这些人自被特务带走后，到了第二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回来，而且不准会见客人。翁文灏对特务随便扣押工作人员的做法十分不满，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为了息事宁人，只好下令放人，并婉言请翁文灏留任。
自1940年开始，戴笠的权势不断增大，这一年蒋介石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以何应钦为局长。运输统制局下设监察处，一开始曾养甫任处长，后改派戴笠兼任。
1941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条例》，规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分两类：一是运输检查，一是货运检查。运输检查包括军事运输、交通违章、人事检查。这是属于监察处负责的。
戴笠受命后，建议设立了一个交通警备司令部，保荐手下大特务陈质平为司令，建立了一支交警武装，并在各地设立交通检查站所，大大增加了交通检查的威力。
1942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提出，监察处与监察院同名，容易造成误解，请更换名称。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戴笠只好退让。于是，监察处改为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不久后，运输统制局裁撤，检查处直属于军委会。
这时，戴笠的胆子更大了，他把下属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整，分为十三条干线。若干条支线，进行管理。
掌握货运检查大权后，最能看出戴笠威权的，就是中信局运输处长林世良被枪毙一事。
1942年3月，戴笠突然收到部下报告，说已查明中信局运输处长林世良勾结商人走私，数额极大，应予严惩。戴笠即批：彻底查实据报。
原来，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的特务们发现，有个商人章德武，在仰光以大成公司的名义，购买了三千万元货物，以三十五辆汽车运送回国。但在进口时，忽然变为中信局的公物，因而一路放行，不敢课税。
监察处见此事不对，货到昆明，便进行扣留审查。经调查，得知是商人章德武以一百五十万元重金，贿通林世良，以中信局名义运入，以免查稽。这个林世良据说已与孔家二小姐相恋，正论婚嫁之际，对监察处扣押一事，根本不放在眼里。
林世良一面以中信局公函名义，要求立即放行；一面串通中信局购料处长许性初，以倒填日期手法，补办押汇手续，说货物是大成公司向中信局办理押汇，由中信局代运的。林世良自觉有此手续，天衣无缝，加之各方大员说情，戴笠一开始也奈何他不得。
但是，戴笠暗中却较上了劲，严令部下深究细查，终于找到了漏洞：按照规定，凡押汇一百万元以上者，须董事长签批，方能生效。林世良能伪造押汇手续，董事长签批一条却难以补上。
既然找到了漏洞，戴笠当即将此案申报蒋介石，迅速审讯定罪，将林世良处以死刑。而这时，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出面，电令"先行放行，俟运输到渝，再由财政部查报。"但是，孔祥熙却落了个后手，林世良很快被处死。
此案一出，影响甚大。虽然戴笠因得罪了孔祥熙，而曾受到蒋介石的训斥，但正因为如此作为，戴笠的特务组织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戒惧。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把"肃奸"大权交给了戴笠，国民党的各级肃奸委员会里都有军统特务作为其中的骨干，各地汉奸的大头目都是由军统负责逮捕，而一些中、小汉奸是否定罪，全在戴笠一念之间：你把戴笠贿通好了，说你是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于是你就免罪了，作威作福，本来是汉奸却又成了权贵；如果你买不通，即使你只是沦陷区的一个百姓、一个学生，也要说你是汉奸。特别是如果你在沦陷区开过商店，办过工厂，那么轻则"资敌"，重则汉奸，财产也就成了"逆产"、"敌产"，一律"充公"，甚至性命难保。可以说，这时的戴笠，因有蒋介石的信任，可以说是权势熏天了。
“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让我们负责难民区的行政责任，给我们配备了450名警察，并拨付了3万担米、1万担面粉、一些盐，还许诺拨助10万块钱，不久我们就收到了8万元。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也开诚合作，将难民区的军事设备撤走，其军队纪律严明，秩序很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2月12日日军进城之前。虽然偶尔也有抢掠的事件发生，但是也仅限于少量的食物。外国人的财产更是受到妥善的安置。12月10日之前我们还有自来水，11日之前我们还有电灯，直到12日日军进城那天，电话才被中断了。日军的轰炸也没有以难民区为目标，所以那个时候的南京还是相当安全的。跟现在的情形比起来，简直有天堂地狱之别。当然我们也遇到一些困难，粮食堆积在城外，车夫要到城外那子弹横飞的地方去装粮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车夫被弹片击伤了一只眼睛，也曾有两辆卡车被日本军队扣留。但是这些比起以后所遭遇的事情简直就不值得一提。”
“中国军队在12月12日午后开始大撤退。他们纷纷从南门退进南京城内，许多士兵穿越难民区，但并没有什么越轨的行动。史波林应唐生智将军的请求向日方商谈暂时的休战，于是前往日军试探，但已经太迟了。唐将军当天晚上离开南京，南京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在去下关和江边的路上堆满了中国军队所抛弃的来复枪、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情形异常狼狈。无数燃烧着的车辆成为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下关和江边的城门被关闭了，恐慌的士兵纷纷使用绳子、绑腿布、皮带和布条等吊上城墙逃走，许多人又跌下城墙摔死了。江边的景象则最为凄惨。发了疯似的士兵，挤上江边的民船，因为载重太多，船翻了、沉没了，许多人就这样溺亡了。一些想用木筏渡江的人也遭遇了同样覆灭的命运。好不容易逃出险境的人，在一两天以后也许又会遭到日机的轰炸。”
“城里几乎每一栋房子，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使馆和大使的住宅，以及外侨的一大部分财产都被日本士兵搜索劫掠过。他们并没有因为是外国机构或外侨而得以幸免。日军搜索掠劫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钱财、钟表、地毯、字画及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难民区以外的地方尤其严重。没有遭受日本士兵抢劫的南京的店铺只有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用仓库这两个地方。大部分的店铺遭受掠劫都是先由日本士兵争抢着打破大门，进去后进行一番偷窃后，然后在日本长官的监视指导下有计划地用卡车搬运一切，最后再将店铺一把火烧掉。一直到现在还是每天都有好几次火警。许多住宅也被日本兵故意放火烧掉。日本士兵放火用的化学引火物，我们保存有几种样品，我们还曾一一目睹了他们放火的整个过程”......
田伯列（音译），于1898年生于澳大利亚，英国新闻记者。19来华，先后担任路透社、美联社和《曼彻斯特导报》的驻华记者。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他愤怒地发现：“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杀，在日本报纸却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翻阅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媒体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的地方。”
1938年初， 在对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进行了一番调查统计后， 田伯列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给其就职的《 曼彻斯特导报》，不料被日方发现并扣留。后来他决定进一步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所发电稿的真实性。当他根据南京安全区靠前委员会的文书、通讯及个人日记、信函等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后，“发觉事态之惨烈，殊出人意表”，于是写成此书，将事实公诸于世。田伯列成为第一个向外界全面、系统、公开地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西方人。
本书向世人报道了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破天荒的残暴记录”。书中凝聚了关注南京事态的外国友人们共同心血，饱含了他们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施禽兽般日军的愤怒之情 。也谨以此书，警示自己，也希望能让更多的同胞有所警示、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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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18日，青岛火车站在潍坊到青岛的诸多货物中，发现了7只大木头箱子，货单上表注货物为玉器及石，托运人是日本人久原，这些货物要从青岛出境。车站工作人员开箱验货，发现箱内物品为大量砖瓦，与货单不符，暂扣了这些货物并进行查证。
经查证，这批砖瓦是日本人大田用1600元钱从潍县盗买的高氏上陶室秦汉砖瓦。大田得到砖瓦后，将最珍贵的两件12字秦砖先期带回日本，将其他砖瓦分别装箱，并隐瞒货物真相，委托日本人久原办理托运业务，企图蒙混过关。
青岛火车站知道这些货物不同寻常，又说不出其价值，就邀请青岛市社会局和教育局的有关人员来鉴定这些砖瓦，没有得到答案。
于是在5月20日，将此事告知了当时有文物保管职责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图书馆王献唐馆长知道此事后，便以图书馆的名义，立刻向青岛市政府、社会局、教育局和胶济铁路青岛站发去公函：迳启者，潍县高氏所藏大批砖瓦，为全国陶类中之唯一国宝，已有专书名《上陶室砖瓦文捃》著声学术界。顷闻某国人盗买来者，将行出口，事关全民族之陶器文化，未敢缄默，敬请查照国府颁定之古物保存法，予以扣押归公保存，无任感盼。此启，山东省立图书馆启。并请求省教育厅发函制止这批砖瓦出境。青岛铁路局接到此信后，立刻封存了这些砖瓦。
秦汉砖瓦是指秦汉时期建筑用的砖和瓦，上面刻有精美的文字和图案。因为它是研究秦汉文字和建筑装饰艺术的重要载体，并能从中考证许多历史事件，且存世很少，所以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从清代开始，国内收藏家对秦汉砖瓦的收集和研究就相当盛行，最有名的就是潍县高鸿裁。
高鸿裁，清末收藏家，潍县人。他自幼从父教，嗜好金石。他爱好藏书，凡宋元善本和密抄禁书均刻意搜集，多达3万卷，
高鸿裁的收藏一则受到父亲的教育和熏陶，继承了父辈藏品，二则受到潍县收藏家陈介祺的影响。当时陈介祺是国内知名的大收藏家，按常规很难超过他，为了出奇制胜，高鸿裁选择了与陈介祺不同的收藏门类，一是收集历代墓志拓片，二是收集秦汉砖瓦。
经过30多年的搜残存佚，共收集秦汉砖瓦1000多件，其中精品600多件。这些砖瓦数量多、门类全、价值高，通过这些砖瓦可以考证由秦汉至唐，历代砖瓦形式的演变；
可以考证磁砖、坏砖、陶砖的起源和演变；可以考证古代砖瓦图案与铜器、石器图案的交叉关系；可以从文字词意上，推见汉魏时期社会心理及其嗜好；从字体上可以求得隶书的真实面目。县高氏上陶室秦汉砖瓦位居国内一流，是金石精品，堪称国宝。他还对藏品进行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了《历代志铭徽存目》和《上陶室砖瓦文捃》。
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匪患频发，高鸿裁晚年生活极度困难，不得不将收藏古物陆续出售贴补家用。
高先生去世后，高家家道中落，到1931年，高氏上陶室藏品已出卖不少，引起了中外收藏界的关注。
王献唐得知高氏藏品出售的消息，于1931年4月15日来到潍县，与高家后人商讨接管高氏上陶室藏品事宜，但因高鸿裁的夫人染病，商议未果。就在王献唐返回济南后不到一个月，日本人大田乘高家贫困潦倒之时，将上陶室砖瓦精品收购而去。
日方得知自己的货物被扣留，每天都派人到车站催促提货，知道走私文物违反中国法律，也只能勉强配合我方的调查。
胶济铁路管理局收到王献唐的公函后，立即向山东省教育厅报告了查封秦汉砖瓦事宜。
省教育厅马上派人赶赴青岛处理此事，同时向南京教育部发电：南京教育部钧鉴，准胶济铁路养电，扣留由潍县运来秦汉砖瓦及碑碣等7箱，系私售日本人，秘密图运出口者，嘱即派员往商办法等因，除以照古物保存法第六条之规定，即日派员赴青没收并押运来济保管外，谨先电呈。
1931年6月1日，山东省教育厅又向教育部发电询问处理意见，不久教育部决定：着即派员赴青，全部砖瓦没收，押运回济，妥善保管。
6月12日，省教育厅、胶济铁路局、青岛市政府会同日本领事馆和货物托运人共同开箱验货。第一箱装有长方砖50方、小长方砖7方，第二箱装有小方砖145方，第三箱装有圆形瓦端174包，第四箱装有大小砖66方，第五箱装有大小砖89方，第六箱装有长条石碑1方，第七箱装有长方形残石碑1方。查验后将全部533件砖瓦和石碑一封妥。
为了尽快将这批文物运往济南，胶济铁路局原定于6月13日安排专车运送，并电告沿途各站加以保护。
在起运之前，日本人强行阻止，被迫改为14日早晨起程。14日又遇雷雨，不得已将文物暂放在了车站站台，安排路警看管。直到15日才安然起运，顺利抵达济南。
到济后，省教育厅有关人员和省图书馆王献唐馆长到济南站接车，押运这些文物到图书馆，收藏于图书馆金石所。
1931年7月21日，山东省图书馆在大明湖畔举办了“秦汉砖瓦展览会”，吸引了中外人士蜂拥而至，参观难得一见的金石精品，展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1949年9月5日，卢汉冒着被蒋介石扣押的危险，乘飞机从昆明来到重庆。出乎卢汉预料，他在机场受到国民党要员的迎接，张群亲自带他去见蒋介石。
见面时，蒋介石表现得极为和气，在安抚卢汉一番后，问道：“云南的情况怎样了？”
卢汉说：“云南现在是大后方，也是反攻的最前线，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但如今民穷财尽，人稀粮少，困难很大。”
蒋介石说：“你的意思是怎么办?”
卢汉说：“我觉得保境安民的方针是对的，收拾民心，加强武力，准备应变，才是唯一的办法。”
蒋介石又问：“余程万，李弥在云南怎么样？”（余程万是二十六军军长、李弥是第八军军长，两人都是黄埔系将领，是蒋介石部署在云南的中央军，专门监视和威慑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的）
卢汉直言说：“他们好像对我有点不放心，和云南地方部队合作得不太好。”
蒋介石见状，便来了一大篇既软又硬的训话，大意是说：余程万、李弥和云南地方部队之间的不协调，等我叫他们来当面训示。增强防卫力量，可以解决。为了对付云南的地下党，我叫毛人凤、徐远举同你回去，务必要彻底肃清。
最后，蒋介石拍着卢汉的肩膀说：“永衡，你对他们不要迷信。你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是有经验的，他们不会讲什么信义和感情的。到你身上，懊侮也就来不及了。”
卢汉说：“总裁放心，我绝对效忠。”
蒋介石连声说：“好！好！你休息两天就回去。”
这时，一旁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向蒋介石说:“我保证卢主席对总裁不会怀有二心的。”
卢汉和蒋介石谈话结束回到临时住所后不久，俞济时带入送了三万元银元过来，说：“这是总裁给卢主席的旅费。”
7日清晨，蒋介石命令保密局长毛人风带着徐远举等大特务随同卢汉乘机飞返昆明。由于卢汉应付得当，加上有张群的保证和斡旋，因此此次重庆之行有惊无险，蒋介石没有察觉到卢汉正在酝酿云南起义。
但是，蒋介石终归对卢汉不放心，所以特派特务头子毛人凤坐镇昆明。到昆明的第二天，毛人凤便拿着一个黑名单交给卢汉，并拿出了抓捕方案：(1)查封进步报馆、学校、书店、机关等;(2)检查上述地点及私人住宅;(3)逮捕一切进步人士;(4)暂时停止某些社会活动。
这次抓捕是蒋介石的意思，所以卢汉也不能不签发执行。9月9日，昆明的特务、军警出动，进行所谓的“九九整肃”。
“九九整肃”让云南各界对卢汉产生了很大的误解，认为他变卦了，彻底倒向了蒋介石，因为这次抓捕虽然是毛人凤幕后操控，但卢汉是云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行动的命令是他签发的。
实际上，卢汉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进步人士，他在看到毛人凤要抓捕八百多人的黑名单后，在还未发动大抓捕以前，就已派人通知一些重要人物离开了。当毛人凤要组织特刑庭审理，准备杀掉被抓人员时，卢汉即刻派出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长杨振兴为主任审判官，并经常请保密局参与审理的人员吃喝玩乐用拖延时间的办法，使之不能迅速做出判决。
卢汉后来说：“当时，他们逮捕那么多的人，我让全部集中地关在一处，这样反而方便加以保护，使得特务一个也绑架不了，一个也杀害不了。”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进入重庆，整个大西南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这时的蒋介石对成都的防守也失去信心，而解放军相对距离较远的昆明的位置就显得越发重要。于是，蒋介石指示将国民党军的机关空运到昆明，同时让卢汉将昆明的云南省府各机构南迁。当时胡宗南也有将自己残存的主力转移到云南的计划，不过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让这个计划夭折。
此时正是卢汉的起义在即的关键时刻，他肯定是不能将省府机构迁到滇南的，于是他找各种借口拖延。蒋介石心中对卢汉疑心大起，一面让余程万、李弥加强戒备，一面让张群前往昆明劝说卢汉南迁。
12月9日，张群来到昆明，下飞机后他发现卢汉没有像以前一样前来迎接他，等他坐上汽车后，又看见机场被封锁了，顿时感觉不妙，当他被送到卢汉的旧公馆后当即被软禁起来。
当晚9时，卢汉在自己的新公馆开会，李弥、余程万、石补天、沈延世、李楚藩、沈醉等在昆明的国民党要员虽然对卢汉不信任，但是由于卢汉以张群这个“西南军政长官”的名义召集开会，这些人也是不得不来，卢汉趁机让警卫将这些人抓捕，并于当晚顺利发布起义通电。
在李弥、余程万等人被抓捕的同时，张群也被正式扣押，在搜查张群带来的行李中，除了一些公文函件，还有手枪一支，金条十根。卢汉让人将手枪留下，金条还给张群。
12月12日，卢汉将张群释放，让他乘飞机前往香港。关于为何要放张群，卢汉后来这样解释说：“我和张群的私情公谊都是很深的。他对我们的要求：不要派兵进入云南，不在云南征兵征粮，加强云南地方部队的编制和装备等等，都是尽了大力的。至于替我在蒋介石而前说好话，九月间又力保让我回云南，他也是讲交情、讲道义的。我不能辜负人家，不能不放走他。”
2002年3月19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办公室，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段大启拿起电话，听到一名男子急切地说道:“我马上给你一份传真，十分重要！”段大启连忙询问男子是谁，然而对方早已挂断电话。
段大启当时是中国公安部驻美使馆警务联络官，上任还不到4个月。这个神秘电话让他这个一米八二的大小伙子感到一丝不安，他知道一定出了什么急事，可究竟是什么事呢？
正自忖度，传真机响了，段大启忐忑不安地按下接收键，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传真——只见传真上写着：“陕西省西安市西汉窦皇后墓被盗，部分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其中6件陶俑将于3月20号上午10时，在纽约苏富比东方艺术品拍卖会拍卖，希望使馆立即阻止！”落款：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
看罢传真，段大启倒吸一口凉气，距离西汉陶俑拍卖已不足24个小时。一旦这些走私文物被拍卖，他们将披上合法外衣，再想追回就难了。想到这里，段大启立即直奔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办公室。
杨洁篪看过传真，迅速起草了一份照会给美国海关总署，要求他们立即阻止苏富比拍卖这些来自中国的走私文物。然而此时距离拍卖会开始已不到一天，仅凭几页从国内发来的传真，就想说服美国海关立刻采取行动，显然一定会耽误事。要阻止明天的拍卖，还得从拍卖行入手。于是杨大使立即指示段大启，让他直接跟拍卖行联系。
段大启连忙打电话给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然而对方一口回绝了我方的正当要求，给出的理由是：仅凭中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是这批文物的合法拥有者。显然，为了赚取佣金，拍卖行是不会轻易让到嘴的肥肉就这么白白溜走的。
眼看电话没有解决问题，为了避免拍卖行造成既成事实，段大启立即连夜坐火车北上，从华盛顿赶往纽约苏富比拍卖现场。在拍卖会开始前20分钟，他终于抵达了一片嘈杂的拍卖大厅。
段大启进场后，立即找到拍卖会的法律事务主管，单刀直入，要求对方立即停拍序号为32的6件西汉陶俑。然而对方依然以无法证明陶俑属于中国为由，拒绝了我们。
眼看离拍卖开始只剩下10分钟了，千钧一发之际，段大启代表大使馆向对方发出郑重声明：如果不停止拍卖，他将在拍卖会现场公开揭露这批文物是中国被盗的走私文物。到时，苏富比违反“巴黎公约”关于禁止买卖他国文物的规定，一定会严重损害其在国际上的声誉。
听到段大启掷地有声的忠告，对方足足沉默了一分钟，然后极不情愿地宣布：“六件西汉陶俑暂时停拍！”段大启这才如释重负……
虽然拍卖行暂时撤拍，但文物却还在他们手上，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动什么歪脑筋？为防夜长梦多，眼下必须赶紧让美国海关扣留这批走私文物。
于是21日上午，段大启马不停蹄赶到美国海关纽约办公室，正式要求美国海关按照“巴黎公约”的精神，立即查扣走私文物。对方工作人员当时不敢相信，段大启竟然能在没有美国执法人员的配合下，说服拍卖行撤拍。
在认真阅读了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和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的传真，又向段大启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后，美国海关最终表示同意查扣文物。显然，如果一开始就寄希望于美国海关，黄花菜都凉了……
就在当天下午，美国海关正式查扣了6件西汉陶俑，然而事情到这里还远未结束。美国海关扣押了这批中国文物后，并没有交还给我们，理由是中方提供的证据过于简单。美国海关要求中方提供详实证据，并回答他们提出的11个问题。
美方提出的问题都异常刁钻繁琐，比如：如何证明窦皇后陵墓里有何东西？有人曾在什么时候看见该墓穴里装有何东西并用文字记录下？有人能说明这个墓穴里装有多少件陶俑吗……
为了文物早日归国，接到美方公函后，陕西省公安部门立即着手整理窦皇后墓被盗案的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等司法证据。与此同时，陕西省文物部门也着手收集整理窦皇后墓的相关资料。至于美方提出的11个问题，则交由考古经验丰富的陕西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回答。
由于美方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提供大量证据，而且动不动还要让补充，我们的公安和文物部门忙前忙后，足足折腾了一年多。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方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美方最终承认了，这6件陶俑属于中国，并且同意归还。
6月17日，经过一年多的艰难交涉，美国海关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正式将6件被盗走私出境的西汉陶俑归还中国。次日，这批陶俑搭上中国民航班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人员起初认为，这6件陶俑来自窦皇后陵。后来发现，它们其实来自窦皇后陵旁边一座没有封土的超级大墓——江村大墓，也就是刚刚被考古界确定的汉文帝霸陵。
其实正是这起发生在美国的文物交还事件，第一次把江村大墓推到了众多中国考古学家的面前。这才有了后来，考古人员耗费十多年心血，纠正错误流传近千年的汉文帝霸陵位置这件事。
1994年，一名退伍士兵爬上山顶，偷偷对山脚二炮导弹阵地拍照，竟将照片和窃取来的我军导弹军事草图和训练计划多次卖给台湾间谍！
1994年，在二炮某部当志愿兵的王力接到了自己哥哥王平的信，王平在信里表示自己有一个退伍战友的父亲对导弹兵很感兴趣，他作手要写一本关于这个方面的书。老人家苦于没有资料，便找上了王平，希望他在部队的弟弟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作为辅助。
还没等王力回信，他的战友同他说外面有个叫王平的人找他。没想到自己哥哥居然那么操心自己战友父亲的事情，王力急忙出去见了哥哥。王平又一次复述了自己的诉求，王力点头答应了。
毕竟哥哥王平之前也是在部队服役，看到他顺便拿走了几本内部书籍和报纸，王力也只当他是为了给那位退休战友的父亲带一些资料。谁又能想到，1999年，那个憨厚老实的王平以偷窃贩卖国家机密的重罪被依法判了十年刑，还被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时间回到1990年，这一年是王平响应国家号召加入海军某部队。在这个基地里，王平结识了福建人吴健，二人相谈甚欢，甚至约定好将来要一起干一番大事。吴健却没有等来他的退伍，他因为打架斗殴他人，行为恶劣被直接开除军籍，人当场被送了福建老家。
后来王平再一次见到吴健，是在一个月后的港口。这时候的吴健看起来精气神要比他在部队服役时好得多，王平送吴健走的时候，他突然对王平说，“兄弟，我有个赚大钱的机会，你要不要来？”王平当时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这么好的事，还能轮上我？”
吴健一把勾住王平的肩膀，“我是真拿你当兄弟，才告诉你的！”“你先说说看？”王平有些蹉跎地问到，吴健嘿嘿一笑，“我在给台湾搞军事资料，他们每次都会给我一笔钱财，这个数，心动吗？”
吴健虚虚比了一个三字，王平瑟缩了一下，“这，这不太好吧？”“又不是让你去偷窃军事机密，就是给我搞一点书籍来就好！”吴健循循善诱到，“这东西平时也没人要，少那么几本没人会发现的！”王平低下头，无意识地搓着衣角，上面有了些许破洞，“好……好吧！”
一个月以后，吴健在宾馆等到了鬼鬼祟祟的王平。他拍了拍自己昔日战友的肩膀，“嘿，怎么这么小心翼翼，东西拿到了吧！”王平环顾四周，小心地从衣服里拿出了一本书刊，“就，就只拿了这个！”
没想到之后，吴健倒是接到了王平主动的信函，上面说他又搞到了一些资料，问吴健怎么来拿。吴健见到王平以后，将300美金和一块石英表递给他，“这是上次的报酬。”随即带走了王平悄悄偷来的海军方面的专业书籍和内部报纸。
后来王平退休以后，就没再跟吴健联系过，自己跟战友去了厂子打工。1994年，他再一次联系到吴健，这一次吴健几个情况贩子也带了过来。酒足饭饱之际，王平感慨自己找到了生财之道。
他提出自己也要同间谍头目见面，吴健同意了他的要求。并且将他带到了海上，在这里王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原来钱财是那样的好挣。分别的时候，间谍给了他三百美元，当做是二人的见面礼。
要知道在那个落后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当时老百姓平均消费水平也不过才几十块。只不过是从军队里面偷几本书，他就可以轻松得到旁人几年的收入，王平喜不自胜，开始着手想该如何窃取情报。
很快他就把主意打在了自己的弟弟头上，他的弟弟也在炮兵营里当兵，这对于王平而言无疑是一颗生财树。他迫不及待地用谎言哄骗自己的弟弟，让他为自己带了好几本军事相关书籍。他再把这些东西贩卖给情报贩子，后来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王平不满足现状开始把目光放到了他弟弟的驻防图上，可怜的王力什么也不知道就被哄着给了这些军事机密。王平将它们整理卖个台湾间谍，得到了六百美金的报仇。
胆子越来越大的王平，在1999年跑到福建去和吴健商量怎么给顶头老板再弄一些军事书籍。王平还信誓旦旦地拍拍胸脯保证道，“我靠弟弟可以继续挣钱！”
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做了坏事的王平最终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他在返回老家的途中被我国国安部扣留依法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