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春的一天,两位北京来的公安人员,荷枪实弹来到了潍坊农场,留下一个神秘的小瓶子后,带着有关手续离开了。
农场领导和技术员赶紧把这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小瓶子打开,小心翼翼将里面的东西倒到了钵盂里,发现只是些比小米粒还小的植物种子,估计不超过五克。
正是因为这些种子,才有了后来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宝塔糖,从而挽回了亿万人的身体健康!
几粒种子而已,至于让公安人员武装护送吗?
上点岁数的人都应该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大便时常能拉出吓人的虫子。这种虫叫蛔虫,因摄入感染性回虫卵所致,也就是说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引起的。
正因如此,所以造成感染人群一般农村高于城市,儿童高于成人。
虫卵吃到肚子里后,先在十二指肠孵化,产出的幼虫钻入小肠壁,然后经血循环移行至心和肺,由肺沿支气管上行至口咽部被吞下,再回到小肠,在小肠发育为成虫。
这种病对身体危害极大,一若不及时治疗,轻则造成消化不良、厌食,重则可引起肝脏肿大压痛和肝功能异常,或出现干咳,暴喘发憋,咯血痰等。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药物,全靠苏联援助。
不就是宝塔糖吗,中国难道都不能制造?
殊不知,制作宝塔糖需要一种独有的原材料,那就是蛔蒿。
蛔蒿也叫山道年,它能兴奋蛔虫神经节,使其肌肉发生痉挛性收缩,因而不能附着于肠粘膜,被泻药排出。所以,排出的虫体都是活动的。
可偏偏中国没有这种植物,苏联才有。
因为当时两国的关系良好,经中方要求,苏联不仅提供了技术,还提供了20克蛔蒿的种子。
看清楚了,是20克——可见这个种子的珍贵啊!
我国对这些种子非常重视,怕放一个地方种不活,就把蛔蒿种子平均分成四份,在公安人员的保护下,分别送到指定的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等四个国营农场分别试种。
一年过去,也许是水土不服吧,四个地方只有潍坊农场一家试种成功。
大家欣喜若狂,但为了保密起见,收获的蛔蒿对外宣称“一号除虫菊”,就连农场职工家属都要保密。
有了原材料,就开始了生产除虫药。最初生产的药物跟普通药物一样,也是片剂。后来,为了让小孩愉快地服药,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糖后,制造成五颜六色圆锥体的形状。
所以,人们便将这种驱蛔药称为宝塔糖。
随着原材料的丰富,宝塔糖产量越来越足。为了迎合当时孩子们的口感,宝塔糖也不断做调整,小孩子都很爱吃。这药没什么副作用,价格便宜,于是家里稍有余资的父母,就爱买些存着备用。
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几乎没有谁没吃过宝塔糖的!
孩子生病的时候,可以当做药,闲来无事也能作为解馋的小零食。我上小学时,兜里就常偷偷揣一块宝塔糖。
不过,可舍不得一口吃掉,都是放到牙上咬一点就赶紧收起来。
1959年到1960年间,我国突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大范围的农作物都受到了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本来就难种植的蛔蒿。
尽管人们对它特殊照顾,精心管理,可才收回来了几千斤,不足往年的十分之一。
更可悲的是,这些珍贵蛔蒿由于保存不善,在放置一段时间后,竟然发霉腐烂了。
由于全国只有潍坊这一个地方栽植蛔蒿,原材料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生产链条断裂,工厂停产。
这一停,就停了五年!
这期间的孩子,只能从哥哥姐姐们口中听说过宝塔糖的滋味,却连见都没见过。
到了1965年左右,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加上大面积爆发的蛔虫病,国家又重新重视蛔蒿的种植。
可是,潍坊早已没了蛔蒿的踪迹,重新种植连种子都找不到了。
当时中苏交恶,不可能再让他们提供种子,这可把领导们急坏了。他们四处可听,
最终在潍坊一户农民的家找到了两小瓶种子。
从这时起,靠这两瓶种子,蛔蒿的产量大幅度上升。当然,这时候也不再对农民保密,大家都知道了这种植物就是专门治疗蛔虫病的。
但到了八十年代初,农民慢慢发现,蛔蒿产量越来越多,但是却越来越不好卖了,有时候为卖点蛔蒿,得排上几天几夜的队。
难道说是患病的少了,还是别的地方又有种植蛔蒿的呢?
后来才知道,原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另外的杀蛔药物,而且杀虫效果更好。生产宝塔糖的企业,大多改行生产另一种药物了。
蛔蒿卖不出去,只好暂时堆在仓库,下一年大幅度减少种植面积。
到了1982年9月,国家医药管理局对包括“宝塔糖”驱蛔药在内的127种药品与剂型予以淘汰,宣布不再生产。
蛔蒿没有了销路,当然也就没人种植。农场一些老同志不忍让它绝种,含泪将一些蛔蒿种子密封后深埋进行贮藏。结果,后来全部腐烂。
三年后,国家又允许生产宝塔糖,因为它安全还没副作用。可当各地采购人员赶到潍坊时,尽管开出十分丰厚的条件,但却发现,蛔蒿在潍坊市乃至全国已彻底绝种。
从此以后,蛔蒿和宝塔糖成为历史!
淘汰一种药品的剂型,不等于淘汰这种药品的提取原料。蛔蒿的绝种,是我国制药史上的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