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婶子，今年她的女儿，不知道考取了北京的那所大学，乡政府还专门跑一趟，给她家轰轰烈烈地送了块荣誉牌子。
有人说是清华，还有人说是北大，父亲告诉我是中国人大吧，其实他也不确定。
毕竟，我们家已经搬离那个叫“丁庄”的村庄好多年了，家里的人和事儿，也没有过多的关注，所以，道听途说来的一切消息，都显得模棱两可。
父亲说，“你咋没反应啊？”
我赶紧把啃着的鸡爪给放下，擦着油光锃亮的上下唇，冷冷地说，“你想让我有什么反应，考上就考上了吧，再说了，谁也不认谁，我有必要那么激动吗？”
父亲说，“好歹一个李字掰不开，你们这一代人越来越冷漠了，这样真不好。等我和你妈百年了，按照你的为人处世找个主事儿的人都难。”
我笑了笑，咕哝着，“现在不是有那啥一条龙服务吗？”
父亲也被我逗笑了，“也只能如此了。”
其实，听到和自己一个曾祖父的小堂妹这么有出息，我是应该觉得一荣俱荣幸甚至哉的，但是一想到婶子和堂弟的所作所为，我就真的开心不起来。
当年，我家因为贫穷，被村里人欺负，整整过了三年开天窗的日子。
回想那段经历，最鲜明的莫过于床底青葱郁郁的油菜苗，和泥坯墙体上开放着的朵朵小野花，以及夜风在纸糊窗户的外面肆虐而过的声音。
母亲说，我们家生动地解释了什么才是“夜不闭户”，因为惟有的一扇红漆木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被三四个黑影给抬走了。
对于此，全村的老少爷们无不闻者流泪、听者伤心，纷纷生出恻隐之心。
如果记忆没有偏差，在木门被盗窃后的第三天，在村小教书的张家的大伯把学校废弃的木门给我家安装上了。
临近过年，刘家的奶奶一口气给我做了三套棉服，村里的屠夫魏故意允许我家赊账，我们才有了过年的五斤肉。
这些外姓人的善良，母亲都如数家珍，不止一次告诉我，哪一天回家了，一定要装盒好烟，遇见了敬一支，感谢他们当年的仁善义举。
虽然，这些人未必都还记得，但被施恩之人却会永远铭记于怀，谢谢他们的曾经雪中送炭，让我们家熬了过来，撑了下去。
但，反观我们的自家户，也就是父亲的那些堂兄们，他们要么是冷眼旁观，要么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可恶的是他们还到处说风凉话。
1998年时，叔叔打工回来，吹牛说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
母亲听说后，就去上门欲借50元买猪仔儿。
可婶子是这么回答的，“嫂子，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钱都借出去了，孩子的亲小叔要相亲，他姑家要翻盖新房，现在家里还剩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去把俺家的结婚证书拿来，那里边应该还有点儿。”
母亲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啊，当即就言谢回家。
母亲说，因为这件事儿，她一连一周都吃不下饭，太窝囊了，不借就不借吧，说钱放在结婚证的皮层里，这是把我当二傻子哄啊……
2002年，母亲要外出参加一个表妹的婚礼，因为路途较远，必须借个二八杠自行车。
借谁家的呢？此时，婶子家的儿子正骑着自行车在街里串着玩。
母亲灵机一动，就再次找婶子开了口，不出所料被拒绝了，但接下来的事儿让母亲做梦也想不到。
过了几天，婶子就对外说，“我家的自行车是谁都能骑的吗？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泥腿子，我还怕弄脏呐。”
这话传到母亲耳朵里，相比第一次的痛哭，母亲只是笑笑，宵小之辈岂能与之一般见识？
从此以后，我们和婶子家就渐行渐远了，事情再次引发动荡是因为我考上了大专。
消息传回村子里，婶子家的儿子说，“我考的这个大专，他不用考就能读。”
嘲笑鄙视意味呼之欲出，我想去理论，被母亲拦下了。
我说为什么？母亲说，你给一个从未读过高中的大文盲有啥说的，会拉低你的层次。
不得不说，母亲的智慧真是我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大专毕业后，我进了工厂，婶子的儿子去了哪儿，不得而知，反正每次父母回家，婶子总要炫耀，她儿子干这了，干那了，反正已然是人上人。
没心没肺的父亲每次还要原封不动地给我复述，差一点把我给听吐了。
我考上了老师，母亲回家演了三场电影，说是祖师爷赏饭吃，但是没有公布于众。
婶子知道了，就四处打听我现在是做什么，是当了大官吗？
问到母亲这里，母亲心不在焉地说：打工的。
婶子一听，拉长了嘴角，打工的，还需要演三场电影，买个蒸馍揣怀里，自己骗自己啊，切……
唉，我也不知道，她咋好奇心那么重，我不管做什么，与她有何干系？我是她儿子吗？管好自己的儿子，就行了。管的太宽，也不怕撞了腰，闪了舌头。
母亲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盼着你过得好，除了你的爸妈和你的妻子，妻子一旦生出二心，也是不盼着你好的。
至于，那些亲戚之类的，都是巴不得你过得不好，你过得好，他们嫉妒，你过得不好，他们才开心。所以，有时，亲人真不如旁家别户。
不要说我们当下的年轻人亲情感冷漠，那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我经历的，否则，你一定会赞同我的观点。
再回到文章开头，婶子家的小女儿别说现在考了个名牌大学，即使将来成名成腕，那也是她的造化，她在我眼里无非和我一样，都姓李，仅此而已。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