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影片《地久天长》。
《地久天长》是由王小帅执导，王景春、咏梅领衔主演，齐溪、王源、杜江、艾丽娅、徐程、李菁菁、赵燕国彰等主演的剧情片，于2月14日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3月2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影片讲述两个家庭因为一次意外而生缝隙，甚至其中一家由北方远走遥远的南方，相隔三十年后再度聚首的故事。
年轻的刘耀军和沈英明两家人本是挚友，两家儿子沈浩和刘星在郊外嬉戏中，耀军的儿子刘星意外身亡，此事彻底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刘家夫妇远赴南方。多年后，容颜已老的他们再次相聚，隐藏的真相终将因为年轻一代人的坦荡而揭开。岁月流逝，生命滚滚向前……
2月16日，该片主演王景春、咏梅包揽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和最佳女演员银熊奖。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义，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意义要到自己孩子身上寻找。一旦孩子因为意外死去，这个家庭就很难再支撑下去。
在电影《地久天长》（英文名：So Long, My Son）中，刘耀军王丽云夫妇却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星星。而导致星星死亡的正是耀军的好哥们沈英明的儿子浩浩，浩浩和星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两个小孩也是好朋友，常常在一起玩耍。星星胆小，浩浩胆大。浩浩鼓动着不会游泳的星星去水库玩，造成星星溺水身亡。
当赶来的耀军，抱起儿子星星飞奔去医院，经过火车轨道边时，一列火车轰鸣着汽笛迅速驶来，相形之下，人显得渺小而无助。当医生宣布孩子已经死亡时，他们夫妇唯一能做的就是呼天抢地，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这列火车就是大时代的一个象征，它不管个人的悲欢喜乐，只是向前开去。他们唯一的孩子，现在已经没了！
他们原本还可以再有一个孩子的。当时正是严打和计划生育搞得如火如荼的八九十年代，耀军夫妇所在的工厂门口修建着一面高高的宣传墙，上面的标语是“建设四个现代化，一个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标语的上方画着一对年轻俊美的工人夫妇，把他们唯一的孩子高高举起，脸上洋溢着幸福而坚定的笑容。
与宣传画上的温暖幸福对应的现实却是惨烈痛苦，怀孕的丽云在下班时晕倒，工厂实施计划生育的负责人逼着丽云引产，引产导致的大出血让丽云再也不能怀孕。而这个计划生育负责人名叫李海燕，是丽云的朋友，也是耀军哥们沈英明的妻子。
她迫使丽云流产，她的儿子让丽云的儿子星星溺死。但她并不是一个坏人，或者说她并不比当时负责实施计划生育的其他人更坏。她是政策的实施者，是国家机器的一个小小的触角，按住那些试图反抗的平民。当耀军试图反抗时，计划生育的干部架住耀军，耀军只能用拳头打办公室内的计划生育宣传栏，用头撞墙。他无法保护妻子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在国家机器和国家政策面前，他束手无策。
丽云对安慰丈夫的人说，“他只恨自己没用，活得窝囊。”
国内上映的版本删去了丽云强制引产后，被评为工厂先进的表彰会的片段。这个先进也使她成了第一批下岗的，用工厂领导的话就是“是先进就要做表率，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为国家着想。”听到这些话的耀军除了骂一句脏话，没有任何办法。在宣布下岗名单的职工大会上，耀军耷拉着脑袋，丽云的眼泪一颗颗跌落。
他们毫无选择地成了牺牲的对象，时代的列车就这样从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碾压过去，留下或深或浅的痛苦的沟壑，让他们用一生去填补。而列车早已丢下他们，驶向前方。
传统中国夫妻有一个特点，就是彼此交流很少，一旦形成默契后似乎只需要肢体语言就能交流。
在电影中，耀军和丽云俩很少彼此对话交流，甚至很少有笑着看对方，常常是面无表情地沉默着。时间对于他们来说静止了，从他们失去唯一的儿子星星的那一刻起，他们非常默契地停留在了星星再世的最后一年。他们深爱着彼此，用耀军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都为对方而活着”。
他们从北方搬到了福建闽江。开一个小小的修理厂，在这个语言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地方，除了为了生活的必须外，他们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面无表情，只有低垂的眼角和深深的皱纹诉说着沧桑。
他们领养了一个男孩，也取名叫做“星星”。而这个孩子孤僻叛逆，有一次离家出走后，他们跑遍了小城的各个角落去寻找，大雨瓢泼，夫妻两人在雨中无声相望。回到家后，从窗户灌进来的雨水让家里成了泽国，各种日用品漂浮在水上。他们把这些东西捡起来，而当捡到那张和亲生儿子照的全家福后，夫妻俩都停下来了，无声地坐在凳子上。
此后的每天下午，丽云坐着渔船，伴着潮水的起落回到家里；而耀军拿着一瓶酒，坐在海边，潮起潮落，他自斟自饮。
他们在老年时回到老家，耀军把全家福放在录音机前，说一声“儿子，我们回来了。”在给儿子上坟，夫妻俩拔完坟上的杂草，摆上水果和酒，烧了纸钱，说一声“儿子，我和妈妈来看你了”。丽云拿出包里矿泉水，耀军拿起那瓶酒，各自喝下，泪水伴着寒风无声滑落。
其实他们知道，儿子从来都没有离他们远去，他们一直活在儿子逝去的阴影里。波澜不惊的表情按捺住内心的汹涌澎湃，而搅动这一切的正是那张全家福，是照片上微笑着的的儿子！
影片的叙述非常克制，正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那平实的镜头下人物内心的汹涌澎湃，构成了强大的戏剧张力。当切着土豆丝的丽云对耀军说，“你如果提出离婚，我会同意的。”不久丽云写了遗嘱，甚至差点自杀时，我们只能靠轻微的身体语言揣测她心里经历过多么痛苦的抉择。
李海燕自知生命已经快到尽头，要求丈夫沈英明给耀军夫妇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他们“我这一辈子，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他们”。是她让丽云流产，并导致再也无法怀孕的。她清楚自己和儿子给耀军夫妇带来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即使耀军夫妇早已经原谅了她，但她直到死也没有原谅自己。
作为一个人，海燕是有良知的，作为一个朋友，海燕心肠也不坏。但良心的谴责却没有放过她，直到临死，神志不清的她紧握住丽云的手说，“现在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人时时刻刻活在自责中是多么痛苦啊！浩浩终于鼓起勇气，向耀军夫妇讲述了自己如何“推了一下”造成星星溺水身亡的过程。
他说“这些年来，我爸妈他们不提，你们也不提，以为时间会让我把这一切淡忘。但我心里好像种下了一棵树，我长它也长，它现在快要把我撑破了。”浩浩的讲述唤起了耀军夫妇痛苦的回忆，两人泪流满面。
他们一定会想，我们的星星活着的话，也这么大了。但人生从来没有假如，愤怒不能让孩子死而复生。
在听完后，丽云对浩浩说，“孩子，说出来就好了。”耀军和丽云没有选择去责怪，以发泄几十年的痛苦，而是默默咽下苦果，并不断告诉自己“这就是命”。
而耀军夫妇养子“星星”之所以那么孤僻叛逆，是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耀军夫妇死去儿子的替代者。
在社会生活中，名字就指代着一个人本身，也就指代着附加在这个名字上的身份和归属。给一个孩子取一个和逝去孩子一样的名字，用一个鲜活的生活替代另一早已逝去的生命，是非常残忍的一种行为。并没有取得孩子的同意，更没有尊重这个孩子作为独立生命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中国式家庭中，父母缺失生存意义后的“自私”“疯狂”的补偿行为。
孩子一旦形成自我意识后，就必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当“我”成了他人的替代者，我是谁？我还是我吗？这就造成了自我的缺失，一个缺失自我的人，一定是孤独的。
他想找到自我，甚至在学校里偷他人的随身听，来对欺负他的同学人进行所谓报复。“偷”不就是暗中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来当成自己的。
他也许没有清楚意识到，在他最想报复的人是耀军夫妇。
因为耀军夫妇就是把本不属于他们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这不就是一种“偷”吗？
那张全家福就是最好的证明，是谁把他扔到衣柜下面的呢？显然应该是“星星”。他扔掉那张照片，让自己成为真正的星星。
但他也知道眼前的“爸爸”“妈妈”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们的亲生儿子。他只是一个替代者而已。
“星星”离家出走，以和社会青年一起混的方式，来确立自我。所以在寻人启事上看到他的身份证已经办好以后，就带着几个社会青年会来索要。
耀军给“星星”身份证时所说的，身份证就是一个人独立身份的证明，拿到它就意味着已经是一个有社会独立身份的人了。
耀军还说，“我和你妈妈要感谢你，我和你妈妈把你当成星星，你自己也把自己当成星星，带给我们快乐。给你办的身份证上用的是你的本名……”
是“星星”让耀军明白了，一个人最大目的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或任何集体。尽管孩子是通过父母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孩子不是为了父母才出生的。孩子生命的意义在于他自己，而不是父母。一旦孩子出生，他就拥有他自己生命的完全所有权。父母不能以任何名义把自己所谓的意义，强加在孩子身上。
耀军以这样一种方式给了“星星”以真正的自我，一个找回真正自我并懂得爱的人，肯定不会变坏。
在电影的最后，长大了的“星星”给耀军丽云打来电话，叫他们“爸爸妈妈”。这是一个真正的星星，他拥有独立的意志，他选择回来，他选择了陪伴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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