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期遗存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关于该期的年代范围，我们从发展演变规律最清楚的典型陶器尖底盏的年代叮以获得证明。尖底盏出现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二期末，最早形式的尖底盏均为口部外侈的侈口尖底盏，口部内敛的敛口尖底盏是第三期出现较晚的尖底盏形态，在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尖底盏中未见一件敛口尖底盏，在十二桥遗址最下层也无敛口尖底盏出土，而在成都抚琴台小区、新都县水观音、雅安市沙溪等属于第三期偏晚的遗址中出土的尖底盏却都为敛口尖底盏。尖底盏由敞口到敛口无疑是该类陶器的发展演变规律。应当注意的是，在穿越秦岭的陈仓道北端出口不远处的陕西宝鸡县一带，也分布着多处包含有尖底盏等属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三期因素的遗址，如宝鸡茹家庄遗址。在茹家庄灰坑H1至H3中，就出土有尖底盏、尖底罐、平底小罐和尖档鬲(或称乳状袋足帝)等陶器。这些尖底盏均为敛口尖底盏，与之同出的尖档两则是陕西关中平原西部殷墟晚期前后流行的陶鬲样式，属于刘家遗存的因素。因此，出土敛口尖底盏的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三期最晚阶段，其相对年代应当在殷墟晚期或稍后;而出土有侈口尖底盏的第三期最早阶段，自然就应当早于殷墟晚期并与殷墟晚期有一定的年代距离。
至于第三期的概差绝对年代，目前已经公布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有成都十二桥遗址的两个、抚琴台遗址一个以及雅安市沙溪遗址的一个共四个，这四个数据中有三个年代都偏早，处在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二期即三星堆文化的范围之内，这与这些标本材料系乌木或较大的树木等原因有关，这些年代数据可能不能真实反映该期的实际年代。雅安县沙溪遗址一座灶(窑?)中出土的木炭，其测年数据经过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1395一前1137年，烧火一般使用的木材通常是较小的树枝，生长期不长，其年代与所在地层单位的年代相差不远，应当比较接近真实的年代，可以作为该段绝对年代的参考。以这个年代数据为基础，并参照安阳殷墟的年代数据，我们可以将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三期的年代范围大致推定在公元前1250一前1000年前后。
该期目前公布的材料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两段间的衔接很紧密，陶器组合和形态变化不大，具有某种稳定性。该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卷沿、高领、圆肩、平底的长腹罐，罐的肩部以下饰绳纹。这种罐在陕西宝鸡市渔国墓地中各墓中发现甚多，如在纸坊头1号墓、竹园沟7号墓、茹家庄1号墓中都各出土了8件。从弛国墓地这些绳纹探腹平底罐的形态来看，西周初期的纸坊头一号墓所出的颈部较长且外卷，西周中期偏早周穆王时期的茹家庄1号墓颈部已经较短较直，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四期这些深腹平底陶罐形态更接近纸坊头1号墓。如果单纯从两个距离较远的遗址的材料进行比较，该期的时代似乎应推定在西周早期及其以前。不过，这种绳纹长腹罐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陕西宝鸡地区只是这种陶器分布的边缘地区，该地区的这种陶器的演变规律似乎并不能代表成都平原这种陶器的演变规律。关于这一点，该期的陶素面圆肩平底罐的发展演变轨迹从一个侧面给予了证明。新一村文化偏早阶段的素面圆肩平底罐为短颈耸肩的形态，肩部有凹旋纹;这种陶罐与该期偏晚阶段出现的同类陶罐相比，领部稍高，肩部不及先前的圆和。这种发展演变规律与周文化的素面圆肩罐基本相同，其中第三期最早阶段的素面圆肩平底罐尤与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周文化的同类器物相类似，就连肩上的旋纹也相同。因此，该期的的年代上限有可能要早到商周之际前后。周王朝取代商王朝时间在公元前1050年及其以后数十年的范围内，那么，推定四川青铜文化第三期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000年或稍早，估计是问题不大的。至于该期的年代下限，目前尚缺乏足够的材料，该期与第五期的联系也不像其他各期间那样衔接紧密，而是存在着一定的缺环。从下一期的年代上限不超过春秋晚期的情况看，将该期的年代暂时推定在西周晚期以后至春秋晚期以前，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据此，该期的年代范围可以推定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