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不思蜀这个成语，早已超越了语言学范畴，成为一种文化标签。当人们形容某人乐不思蜀时，说得早已不仅仅是此人无情、没有良心。在这语言学意义背后的，是更深更广的文化内涵。无情和缺乏良心背后，透露着颓废、无能和衰迷，以及一切消极和负面的东西。《汉晋春秋》载：“司马文王与刘禅宴，问刘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这句话以迅雷之势传遍整个西晋，之后又一代代传下来，在罗贯中的妙笔生花之下，成为成语。
然而，如果细究起来，或许不难发现，此间乐，不思蜀三个字，似乎不像历史事实，更有可能是后人杜撰。试想，几千年前的席间谈话，即便刘禅果真口出此言，后世史官如何能够知晓？想必，最多也就是史书作者搜集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故事和流传，又结合一些历史事实，将这种言语编入史书。就如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所言：“说《三国志》中的历史记载，大部分是历史事实，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信的。相反，书中记载最多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普遍看法。”我想，吕思勉先生的评价已经相当公允了。
那么，如果刘禅不是被乐不思蜀钉在了耻辱柱上，现实中的他真的有人们所说的那么昏庸吗？其实只要稍微缕一缕史料就会发现，刘禅的确水平一般，但相对于他所在的位置，周围的人物，以及历史环境，就很容易得出刘禅昏庸的结论。对这个观点的进一步抽象就是：所有人，所有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刘禅一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登基之前，诸葛亮时期，诸葛亮之后。登基之前的历史记载很少，也无需多提。而诸葛亮辅政前后，刘禅的变化还是相当明显的。诸葛亮辅政之时，功德盖世，刘禅的决策基本悉出于诸葛亮；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和姜维先后掌国，由于这三人去诸葛亮远甚，所以刘禅能够有更多自主发挥空间，也更能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诸葛亮时期，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立即修复与东吴的联盟关系。关羽之死，荆州丢失，对刘备基业造成重创，丢了半壁江山的刘备，没有勇气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挥师伐吴，从此打破了孙刘联盟的大局。刘备失败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刘禅登基时，只有十七岁。这时候，蜀国主要由诸葛亮主政，李严统军，赵云等老将辅佐。
刘禅登基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修复与东吴的关系。《三国志·刘禅传》载：“建兴元年，遣尚书郎邓芝固好于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按照陈寿记载，似乎这件事是刘禅推动的，然而显然不是。刘禅原本天赋一般，此时又只有十七岁，这件事只有可能是诸葛亮推动的。总体来看，诸葛亮主政期间，我们可以认为蜀国所有大事都是由诸葛亮一手操办的，刘禅基本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
诸葛亮去世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诸葛亮逝世于公元234年，此时刘禅已经三十岁，在位十四年。即便再没有天赋，也该有些经验了。这时候，刘禅的第一个比较大的决策，就能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他是有想法和一定魄力的。《三国志·刘禅传》载：“十二年，秋八月，诸葛亮卒于渭滨。以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这件事发生在蒋琬接替诸葛亮之前，说明这是刘禅的独立决策。
这个决策，非常重要、迅速和果断。基本上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就解决了当时蜀汉的一个战略支点的薄弱环节。汉中在当时蜀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中保则川蜀保，汉中失则川蜀亡。川蜀和关内之间拥有秦岭这个巨大的天然屏障，而汉中是秦岭内部最大的一块平原。谁能占领汉中，就能掌握战略上的高度主动权。诸葛亮五次北伐，都屯兵汉中，以汉中为桥头堡北上。
然而，诸葛亮去世后，蜀汉面临复杂的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从外部矛盾看，魏国整体军事战斗力高出蜀国不少，且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无人再能与司马懿对抗，当时横亘在曹魏面前的，只有秦岭，而秦岭的战略威慑是有时间限制的，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直到汉中才发丧，就是为了延缓撤军时间。除了外部矛盾，蜀汉内部矛盾更严重。首先，前线军队的控制权，在几位野心家之间来回摇摆，包括魏延和杨仪。无法掌握军队，就无法掌握国家，所以对于军权的争夺，其实已经威胁到蜀汉国本。
在这种情况下，刘禅早有准备。他很清楚，这种时候唯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秦岭中唯一的立足点汉中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又要派遣一位信得过、有能力、扎实稳健之人，吴壹在当时是最佳人选。吴壹追随刘备相对较早，虽然不擅长作战，但擅长防守，而且吴壹在军队之中威望很高，派遣他去镇守汉中，是当时最好的选择。而且，刘禅还敢于放权，给予吴壹假节钺的权力，可以擅自杀伐两千石的官员而不用上报。从这些角度看，刘禅都是很有手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