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前期，受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小说创作领域仅有的几部小说皆属于世代累积型作品。但是，由于此类作品在成书过程与素材来源方面独具特点、比较适宜于游历结构的介入，故而在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中己然有游历题材作品在，这就是侠游小说巨著一一《水浒传》。
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水浒传》以超凡英雄人物的游历过程来结构故事，作者的创作意图无疑是借记述梁山好汉在四方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事迹来描述英雄、颂扬英雄，而这一艺术意图也分别在小说前半部分的各个故事单元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罗立群先生在其《中国武侠小说史》中盛赞《水浒传》作为武侠小说的历史地位，他认为：“（《水浒传》）既是元末明初以前诸种形式武侠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明代以后影响400年武侠文学创作的不桃之宗。”考虑到《水浒传》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在写以个体形式存在的游侠在市井户脯、草莽山林中的萍踪浪迹、快意恩仇，上文中的“武侠”置换为“侠游”，亦不为过。
不过，《水浒传》所开启的侠游小说这一文类并未在紧随其后的作品中得到很好的延续。随着时代的推移，在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承载侠游主题的英雄传奇类作品开始向历史演义类作品靠拢，自觉借鉴其叙事模式与艺术手法，从而导致这一主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淡化，失去了在明代发展壮大的机会：其间惟有产生于明代后期的《禅真逸史》等少数作品能够对其有所继承发展。与之相反的是，幻想类游历小说却逐渐兴旺繁荣起来。此类小说的迅速崛起原因颇多，但最关键处在于《西游记》的示范作用：作为游历小说的典范，《西游记》对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前代西游作品进行了创造性的利用与加工，并在此基础上揉合写定者天才般的智慧，对故事中的游历主题与小说中的漫游结构予以拓展革新，从而造就了一部前无古人的游历小说巨制。正是因为有了数百年间“西游”类作品的这种层递式的相互推进、不断发展，才有了《西游记》这样一部内蕴丰映、意义非凡的游历小说的产生。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成功的游历小说，《西游记》作品文本所具有的艺术特征与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西游记》具备连贯而又不冗余的游历结构。在《西游记》的引首部分，小说以类似《红楼梦》的草蛇灰线之法，在行文中为后文的游历情节埋下了诸多伏笔，同时又对有可能影响后文游历情节展开的部分内容予以预叙，确保了游历结构的整伤流畅。在《西游记》的主体部分，小说在以圆形叙事结构来统摄各个叙事单元的同时，又在这种基本一致的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巧做变化、进行“纹饰”：在以断续出现的配角人物作为串联故事结构的暗线的同时，又注意到了配角人物反复出现可能带来的弊端，不断改换对其出场方式的叙述，作品在结构处理上所采取的这些方法既保证了游历结构的连贯圆融，又避免了游历结构的单调和重复。
其次，《西游记》在专注行游的进行与故事情节的讲述之余，还将创作焦点投向了自然山水与人文胜迹，从游踪、游观、有感三个不同的方面记述了取经众人的游赏过程：《西游记》对这种纯粹审美意义的游历活动进行介绍与诠释，无疑也拓展了作品中游历内容的广度。再次，尽管《西游记》在异域描写中运用了“借此言彼”的手法，将取经五众以及大唐皇朝视为超乎他界人物与他界环境之上的文化象征，过分的强化了他们在“他界”之中的地位与声望，使得作品丧失了利用异域观察者的“陌生眼光”来改变游历者的机会，但小说在一部分情节中，仍然还是可以借用“化旧为新”的手法来给予了他界人物品评取经五众的空间，从而凸显出游历者“独异个人”的主体意义，这应当也是《西游记》作为游历小说的重要特征。
复次，《西游记》还成功塑造了孙悟空这样一个在游历过程中自我转化、不断成长的游历者：作者通过描给八戒、唐僧诸人在面对游历阻碍时的态度以映衬悟空，借曲笔来描绘悟空在清除这些阻碍时所发生的改变，真切可信的向我们展现了悟空由懵懂无知、任性妄为的“石猴”向心智开化、成熟稳重的“斗战胜佛”的转化过程。最后，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表现复杂的空间跨度、融进尽可能丰富的情节内容，《西游记》还通过“太宗游历地府”之情节将涉及冥界游历的相关内容作为取经之旅的引子来融入故事中，使得小说中出现了为数更多的可以“动”起来的故事人物：不同的游历者可以在作品的各个位置出现，经历不同空间中的各种事件已达情申愿，这显然增加了作品的情节容量和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