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谁，崇祯只起到了推动作用——1644年，明朝土崩瓦解。
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因为用人不善、刚愎自用，只知顾及其龙颜，不敢勇于承担责任；对待朝臣态度恶劣甚至残忍杀害，对待百姓更是苛捐杂税，以致纷纷反抗，成为明朝灭亡的罪魁禍首而被史学界所诟病，扣上了“亡明之君”的帽子。
这些说法无可厚非，然而我们却不能忽视其大臣的所作所为，他们当中有的“拉帮结派”甚至党同伐异；有的只知空谈妄论，脱离实际；有的辜负皇帝信任，擅杀同朝官员；更有甚者贪婪成性，导致朝廷与民间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可见崇祯朝大臣也必须为明朝的灭亡承担应有的责任。
崇祯年间的党派斗争颇为严酷。对此，崇祯频频下诏“禁止臣下互相党附、分门別派”。从诏书的内容来看，不难得出群臣之间经常“拉帮结派”，甚至党同伐异。
最为典型的是东林党派和温体仁派系之间的争斗，周延儒派系同温体仁派系的争斗。从主东林党派和温体仁派系之间的争来看，主要表现在阉党诬陷钱龙这一锡事件。
钱龙锡是崇祯“定逆案 ”的主事者，被宦官所痛恨，他们时刻想要将其除去。恰在此时发生了袁崇焕被捕入狱的事件，这就为阉党弹劾钱龙锡找到了借口。
据《明史·钱龙锡传》记载，御史高捷等却不顾事实，诬陷钱龙锡，进而来打击东林党人。该次诬陷事件的背后支持者乃是奸臣温体仁。当其成为首辅之后，与宦官同流合污，特别是在崇祯七年和崇祯九年推荐宦官吕纯如和霍维华担任高职官员，借助宦官势力排挤东林党人。
就周延儒派系同温体仁派系的争斗而言，主要表现在复社同阉党势力的斗争。复社是为参加科举考试以及进一步同阉党势力斗争而成立的社会团体，其对东林党的支持，引起了阉党派和温体仁派的仇视，他们相互勾结污蔑复社领导人张溥僭拟天王、妄称圣人之名、煽聚朋党，从而妄图干预朝政。
当然这些罪责均是上纲上线、胡乱扣帽，相对于真实情况更是夸大其词。可见，崇祯朝臣的党派斗争是在国家危亡之际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展开的，严重削弱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
东林党人由东林书院所培养，然而他们只知孔孟之道，面对内忧外患下的明王朝却是不知所措。这点从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和讲学内容可窥一二。
譬如，书院要求学生知本、立志、尊经、审几，整肃习气、寻师觅友、广见博闻，注疏六经，即士子们理当正本清源，了解孔孟以来儒学的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就其讲学內容而言，主要是谈论《论语》、《孟子》等圣贤经典，希望能够通过提升学子们的道德水平，成为继圣贤之后的又一良才，从而为治世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见，东林党所培养之学子无法做到经世致用，只知评品人物和高谈妄论，对于如何处理明末的农民起义问题毫无见解，弱化了东林党作为党派的求心力，致使阉党势力卷土重来。
前文提及袁崇焕在得到崇祯的信任之后，凭借上方宝剑便宜行事之权，擅杀毛文龙，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第一，使后金缺少了一支可以牵制或者从背后攻击他们的力量，同时导致毛文龙部将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投降后金，成为一支威胁明王朝统治的力量。
第二，阉党以此为借口向东林党发起了反击，对崇祯以后的政局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关于该点黄宗羲的评价体现的淋漓尽致。“逆案虽未翻，而烈皇之胸中，已隐然疑东林之败矣。
由是十余年之行事，亲小人而远君子，以至于不救。然则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乎？”可见，袁崇焕擅杀大臣产生的恶果导致明王朝迅速湮灭于历史进程当中。
明朝官僚贪贿手段层出不穷、贪污之风颇为严峻，致使欲成为一名廉吏亦是较为困难之事。如有的官吏及其勋亲通过虚冒选兵来贪污受贿。
《明史·李邦华传》载“虚冒者，无其人，诸将及勋戚……以苍头冒选锋壮丁，月支厚饷。”有的则通过冒充士兵受贿。《明史·王章传》记载“半死者，余冒伍”。韩一良的奏书对贪污之气蔚然成风的现象展现地淋漓尽致。
“臣所闻見，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今日之势，欲求人之独为君子，已必不能！”
同时崇祯对于文官武将的贪贿无比纵容，导致朝廷与百姓矛盾激化，以致百姓揭竿而起，更是逐步呈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尤其是“三饷”的征收使百姓陷入绝境，农民起义的爆发自然顺理成章。
谈迁在《国榷》当中提及“秦王富甲天下，府库不下千百万。”郑廉也在《豫变纪略》中记载道“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乡宦南阳曹某等，各畜健仆数千人，横行州府……夺人田宅，掠人妇女……籍其家，足以供九边十年之饷。”
这些材料无不折射出明朝官僚所获得的财物均是来自对农民的血腥掠夺。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百姓迫于朝廷的苛政，与其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致使明朝灭亡在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之中。
作者：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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