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经济价值
唐朝文化，令我们魂牵梦绕的一点就是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真正有自信心的文化，从来不盲目地拒绝外来事物，什么东西都能够拿来为我所用。整个唐朝，对外贸易相当频繁。唐朝对外交通一共有七条干道，这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一条由营州入安东道，一条由登州海路入高句丽和渤海，一条由夏州通往大同、云中道，一条由中受降城进入回纥道，一条安西入西域道，一条安南通天竺道，还有一条广州通海夷道。
从汉朝开始，中国正式拥有了丝绸之路。虽然说在此之前就已经有通往西域的商路了，但是人们认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应该还是要从汉朝开始算。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陆上丝绸之路都非常兴盛。
我们不应该夸大丝绸之路的经济价值，有一个重要的缘故，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我们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并不兴旺。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古以来的历代王朝——虽然不是全部，执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
一方面，是商业需求并不旺盛；另一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都是用骆驼等运输工具来进行运输，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费效比极低。古代的陆路运输费效比极低，所以有一句老话叫做“百里不运粮，千里不运草”，那意思就是说，运送这些体积大、重量大、单位价值又比较低的东西的话，陆路运输是得不偿失的。你要知道，商人是要盈利的，如果运大而笨重，单位价值又比较低的东西，他是无法盈利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决定了陆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商品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轻而贵重。首先，它体积重量不能太大，而且一定要比较贵重，这才可以盈利。比方说外界输入到中国的金银器、香料、皮毛等这些东西，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轻而贵重。换句话说，也就是奢侈品。我们对外输出的其实也是奢侈品，比方说我们对外输出的丝绸、瓷器。这些东西卖到外国去的时候，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陆上丝绸之路贩卖来的这些东西，称不上是雪中送炭，最多就是一个锦上添花。
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
当然，海上丝绸之路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宋朝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特别兴盛，海运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费效比最高的运输方式。从那个时候开始，外贸在经济方面起到的意义才真正变得无比巨大。但是我们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经济价值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否定丝绸之路的价值，毕竟经济价值只是价值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整个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意义极其巨大。因为它是一个物种交流的窗口，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
当时中国位于整个欧亚大陆的东端，相对来说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封闭的，尤其是那个年代，无论是日本也好，还是朝鲜半岛的国家也好，都不够发达。他们是我们的学生，在那个年代，他们对我们的文化的影响并不大，这跟“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中国的那种巨大影响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所以中国那阵如果想与外边有文化交流，想从外边引进一些技术和物种的话，只有向西这个方向。这种情况下陆上丝绸之路毫无疑问是不二选择。所以陆上丝绸之路对于我们来说，更大的作用不在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商品，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是一个输入的渠道。这点对我们更重要，甚至于它还大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物种多样性。
比方说，汉代以来引进的很多东西，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人餐桌上一些常见的、耳熟能详的东西。我们对外输出的是我们原产的饮料——茶叶；而外界给我们输入的是咖啡之类的饮料。这些饮料也是对外交流的结果。也就是说，物种的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
海上丝绸之路的政治意义
而且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来说，还有政治方面的意义。中国维系自己的国际大国地位的一个标志，就是朝贡体制。在朝贡体制之下，中国是非常欢迎那些远道而来的国家的，他们把这些远道而来的使者都看作是向慕王化。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特点，外交与内政是很难区分的。所以胡人、蕃客除了在经济方面有意义，在政治方面也很有意义，因为他们能满足皇帝们“万邦来朝”的梦想。也就是说，皇帝希望这些胡人能够扮演一个政治表演的工具，来烘托“天朝上国”的地位。
为了表示自己的这种大度，古代的政府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比如说胡商就很喜欢与政府做交易，把东西卖给政府，因为政府能够给出比市面高得多的价格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体现“天朝上国”的气魄。因此这是一笔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
因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象征着万邦来朝，象征着皇帝的国际地位。还有国子监讲学要求有外国人去站立旁听；宣布大赦，也要求有番民、僧侣在列。后来在唐德宗时期还出现了一个现象，本来很多胡人入华之后，都开始穿汉服，但是唐德宗特地下令“番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毕竟如果穿汉服，别人就看不出你们是外国人了。
他的目的就是要展现一个花团锦簇、万邦来朝的繁荣景象。所以，胡人在中国除了是经商的主力，对于最高层来说，他们也是一个维系“万邦来朝”繁华景象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