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书法艺术，黄易可以说是诸体皆善。但就传世作品来看，正式的书法作品多以隶书为主，说明他本人对隶书更为自信，而楷书与行草书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日常使用为主。在时人看来黄易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也主要在隶书上。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钱坫给黄易的信中，曾转述朋友对黄易隶书的评论：“李尝自云平生所见三绝谓足下分隶，周二十五印章，乃仆小篆，仆自愧不伦也。”
黄易行书《题石壁诗扇面》故宫藏
其好友清代著名隶书书法家桂馥在《黄小松见寄所刻汉碑双钩本》诗中称赞他“海内几人通隶法，眼前万里到书邮”。黄易的隶书以《校官碑》和《西狭颂摩崖刻石》等厚重方正一路的汉碑为基点，气息上追求汉代隶书的宏大气象，是典型的崇碑书法。乾隆五十一年（1786）黄易到济宁任卫河通判，受任城书院山长盛百二的邀请书隶书《朱柏庐治家格言》并立石，这是黄易较早的隶书作品。此作起笔以方笔为主兼以圆厚，线条平直、匀静且略带动感；结字不像八分隶书的扁方，而以方正为主，横竖取势任其自然，不管是用笔、结体还是在气息上都与《西狭颂》有一脉相承之处。
黄易岱麓访碑图册-龙洞
现藏杭州西泠印社的劈窠隶书《鹅池阁》是黄易大字隶书的代表。其线条趋于平淡，收笔的处理上提按幅度更大了，飞动感也更强了。与早期隶书相比个人风格渐趋成熟，汉人气象与汉隶的意蕴完全融入自我。除此之外，黄易还对大多数汉碑都有过临习。比如江西省博物馆藏有黄易《临汉碑册》，虽为临作，其中却夹杂着黄易对汉隶的个人认识和审美取向。
黄易隶书《南池诗》，故宫藏
黄易的行草书和楷书作品主要是金石跋尾、绘画题跋和与友人的往来信札，这虽然不是以艺术创作为目的的作品，但其数量大、质量高，能够代表他楷书和行草书的创作水平，从中也可以看出黄易的楷书和行草书创作是严格地遵循传统帖学的路子，是以晋唐小楷和“二王”体系的行草书为依归的,是崇尚魏晋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黄易《致何琪手札》一通，是传世的黄易早期楷书作品。三十岁的黄易到江苏武佑场随郑制锦做幕僚，由浙江初到苏北致信师友何琪以报平安。此札通篇小楷，书风源自“二王”尤似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用笔劲健又带有几分瘦劲和矜持，结字开阔，布局疏朗，个人面貌并不强烈。
黄易以艺术创作为目的的行草书作品并不多，能够见到的多数是他写给友人的信札。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黄小松手札一册六帧十二页，签题：“黄秋盦书札”，都是写给他的姻亲济宁李琬（研溪）的信札，写的较为随意，比较能体现他的真实水平。就他的书信来看，其行草书师承还是沿袭“二王”体系。在用笔上既有米芾的烂漫与爽畅，又有苏轼的沉着，而在结体上却有着黄庭坚的开阔。不论他是学米学苏还是学黄，都是传统帖学的路线，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晋代的风骨和意蕴。
黄易《致何琪手札》，西泠拍卖秋拍
从对作品的考察中不难看出，黄易书法创作审美取向带有明显的双重性，即楷书、行草书创作遵循传统帖学而篆隶书创作则带有明显的崇碑倾向。这种双重性，给时人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对待清初以来新兴的崇碑书法与传统的帖学需要持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态度。虽然以书卷气为审美旨归的帖派书法和金石书法在审美范畴和创作技巧上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接受者，不应该有所偏倚而应该同时看到双方的审美优势与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