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河南邓州市张村镇的一名初三女生，父亲是残疾，母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新冠肺炎疫情必须在家上网课，姐弟三人因合用家中仅有的智能手机上课发生争执后，二女儿服用大量母亲治疗精神病的药物自杀。孩子被送到医院抢救，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和之前去世的43斤女大学生吴花燕一样，这个新闻让人内心刺痛，也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
我上中学是在上世纪90年代，家境贫困的我常常羡慕那些家境较好，时常穿新衣服、有零花钱的同学。我常常因此感到窘迫和羞愧，但自己忍一忍也就过了，我和周边同龄人的差距也没有大到没了某项东西就不能上学或被他人抛下的地步。
就这样，窘迫、羞愧的情绪包裹着我，我艰难地读完了初、高中，上了大学。大二那年，我写下了一篇文章，主题是感恩贫穷。“我没有新衣服、舒适的环境，围着我的只有贫穷困顿和蛮荒的原野……”我如此写道，坚定地认为贫穷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如今，当我读到吴花燕、邓州初三女生等类似新闻时，回想当年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我只想抽自己一耳光。
过去10多年，中国飞速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飞速发展，富人与穷人信息“剪刀差”愈发明显。富人们走在时代前列，享受着各种新设备、新知识、新技术带来的发展红利。穷人们呢，物质、精神贫困与信息缺乏多重叠加，早已被抛得不见影了。
1990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出版了《权力的转移》一书，提出了信息富人、信息穷人、信息沟壑、数字鸿沟等概念，认为不同国家、地区、行业等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应用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将进一步加剧贫富两极分化。
信息落差之下，贫穷的人被彻底隔离，他们跟不上时代步伐，声音也无从被人听见，最终成为互联网时代“看不见的人”，被时代越抛越远。邓州女孩的故事中，这种差距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对很多人来说，一部智能手机算不了什么，不喜欢换掉就是了。对邓州女孩来说，智能手机是疫情笼罩下上网课的必需设备，上好网课才不会被同龄人抛下。对一个初三女生来说，这不是某种窘迫或羞愧的情绪，而是她能抓住的全部。
回到自身，我认为曾经感恩贫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贫穷让人向上、充满力量，但它从不与力量、希望挂钩，也不是成功的垫脚石，只是一个人别无选择时的孤注一掷罢了。贫穷让少数人从中奋起，也击倒了更多的人，像甘肃的带着四个孩子自杀的杨改兰，像南京被推进河中淹死的智障女孩，像贵州仅有43斤的女大学生吴花燕等等……
过去几年来，我们国家一直致力于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信息高速公路也正逐步走进农村，公共信息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消灭“信息孤岛”、缩小“数字鸿沟”，但这仍需持续精准推进，全面打通乡村“最后一公里”，类似邓州女孩的悲剧才不至于一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