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国家取消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
1978年，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为发端，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同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全面实行改革开放。
第话建设“四化”，改革开放，最需要的是知识、是人才。
一时之间，文凭，成了“香饽饽”。招工、评工资、分房子要文凭;转干、提干、人党要文凭;就连结婚找对象都要比文.....
我所受的教育里没有文凭，甚至我的那张初高中四年连读的毕业证，也被认为是“含知识量不足”且贬值的毕业证。我缺的不光是文凭，还有文化。
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我常常受到一些知识性的问题的阻碍而无法工作，深切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适应不了“四化”建设的需要，如不努力学习将会被现代化建设的潮流淘汰。
学知识，补文凭，成为我们这些老知青，不得不面对的瓶颈。1979年秋开始，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市工农教育办办的初高中补习班，利用每天晚六点到八点和周日全天补课。
工农补习班是当时国家针对十年“文革”期间造成的知识贬值、人才匮乏的局面，通过设立在全国的工农补习办开的补习班。
经过一年半的苦学，我考到了被承认的工农教育高中毕业证，算是提高了1973 年那张毕业证的知识含量。
我参加补习的目的是想考大学，考文凭。后来因为年龄大了，结婚有了家庭，离职考大学变得不现实了。
但社会的发展，又要求我必须得有文凭。当时没有文凭，基本就没有提拔的机会。
1979年冬，我在当时发行全国且影响较大的《山西青年》杂志上，看到《山西青年》杂志社招收四年制本科函授班的启事。觉得是一个能尽快地学到文化、得到文凭的机会。我报名填表后，很容易地成为《山西青年》杂志社刊授大学80届中文本科班学生。
不巧的是，1982年在我捧着杂志社邮寄的课本、刊物认真学习，期望来-一次文凭“大跃进”，一 步到位本科之际，《山西青年》函授大学被停办了。不仅停办了，每年二百元学费、一百元书费白花了，而且国家还不承认它发的学历证书。我花了三年时间、三年学费、三年心血的本科梦-下子破了。 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
学了三年的大学没了，但我需要文凭的地方却多了。192年9月，在结婚两年，儿子周岁之际，我被提到副机长的岗位。再进一步提拔，我当时年龄、能力、资历都不差就差文凭。
1983年夏，为了文凭，我和媳妇把孩子送我妈家看着，我拉着媳妇陪读，每天列出计划，媳妇出题、提问，我回答， 刻苦复习了两个多月历史、地理、语文、数学和政治，终于在成人高考中，以良好的成绩考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和我一起考上的有我高中的同学闵长君、满玉海、徐勤东、于志武。当时满玉海的父亲病重卧床，他又是独生子，父亲的病只能靠他和爱人照顾，满玉海考上后又不想上了。我花了八元钱和徐
勤东专门请满玉海到绥芬河市国营饭店摆了一桌，来做他的思想工作，终于做通了满玉海的工作，我们都考上了，满玉海毕业后一路青云直上，提到绥芬河市副市长，一千二十多年。
当时，各级政府和各单位大力鼓励青年参加各种学历进修，我考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属于国家认可的正规大学，学习期间可以脱产两年，而且享受在职的工资待遇。
绥芬河和我一起考到“电大”的学员有四十人，大部分是像我-样学历低、年龄大的“文革”前的老高中、老初中生，大多都有工作岗位。有高中、初中的老师，报社编辑，市委市政府和各部门的干部。我和这些“电大”同学比，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工作阅历，差距都比较大。
当时，绥芬河“电大”在二中上课，我们和学生一样，按时上学放学，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上课时，拿着书本听录音带、记笔记，然后一阶段-阶段参加考试、过关。
我同期的“电大”同学，大多都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地盘，平时在一起，嘻嘻哈哈，吃吃喝喝，暗中却比单位比地位比谁的能量大。我从小到大，从农村到城市，在心理上始终有压抑感，外在表现总是不服人，不认输。我能与那些好比的同学能比的也就是考试成绩。
我的底子差，在学校同样听课，没有其他同学理解得快，总是慢半拍，又不好意思表现出听不懂，学得费力，我记起我娘的话“眼是懒蛋，手是好汉”，就天天笨鸟先飞，拿出背户口的劲头背书。我按教科书的进程先预习，把学习进度抢在课时前面，把学完的科目一节一节列出复习提纲， 再把复习题写到小纸条上，把小纸条贴在暖墙上、挂到洗衣绳上，随时随地学，再让我媳妇随时随地拿着条提问。甚至，我把中文写作考试的文体，个类型写一 篇范文再背熟， 守株待兔等考试题撞我押的题。得意的是，我每次考试写作都能押正题，两学期的写作考试，回回考试都第一一， 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毕业时我十四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第四学期考试全班考了个第一，被评为“优秀学员”。而曾和我一起学习，喜欢比能量的同学，有十几个都中途退学了。
1985年8月，我获得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颁发的中文专业毕业证书。这是自1973年走出学校后，我拿到的第一一个文凭，也是货真价实付出努力才学到的文凭。
两年的脱产学习，尽管让我的身心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但我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学到的知识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带着无穷的力量，我回到单位上班，不久就被提拔为治安科科长。
几乎在我有了文凭、得到提拔的同时，我发现，我的文凭缩水!在我大专毕业的同时，大批“文革”后考上大学的本科他们的到来，大生，研究生基至博士生，开始一波一波地走向工作岗位，一次再次地拉高了文凭的普次。
着我了。如果说185年前是我追文凭，那么1985年后就是文凭追期望也不断提高。我的维位不断提高，学历要求也不断提高，自己对常历的有了闲，有了钱，有了官，进修文凭相对就容易了一些。到2001年，我先后获得了黑龙江省委党校中文专业本科文凭和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进修结业文凭。
我算了一下，从1962年读建设村小学到我取得研究生结业证书，我前后用时二十一年，读书上千册，留下的各式毕业证、进修证、培训证有四十余本。这些所谓的证书、文凭，曾证明过我的学历，也见证了我的努力，但他们证明不了我作为桑庆云本身的价值。
文凭，只是一张纸，并不能承载我们厚重而多彩的人生!
文凭，只是一张纸，并不能承载我们厚重而多彩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