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最近，《金碚学术自传》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在产业经济学、企业理论与实践等领域成就卓著。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金碚的科研成果对经济学研究的基于抽象“假定”的纯理论推演较少，而是选择更多去实践和观察。
青少年时代，他曾问老师：“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如何证明这句话呢？”在知识匮乏的时代，金碚希望做个“明白人”，并逐渐对未知世界有了更多的好奇心。
心理学家说，好奇心是人类本能。“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才会有更深的探索。”金碚感叹。在这份好奇心的驱动下，金碚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科研之路，以期通过学者的观察视角，为世人提供一个看世界的角度。
科研之路开启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使中国经济学者有了更丰富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带着推进经济学各学科发展的使命感，他们投身于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科研事业中。
金碚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学生，在南京师范学院和南京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198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并于1989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金碚在中国社科院的工作经历最长，前后有24年。
“中国社科院当年确实处于改革理论探索的最前沿，国家一些重大的改革方案，都有社科院的人共同参与，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实际，科研工作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对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一批年轻人有较大吸引力。”说起对社科院的印象，金碚这样评价。
作为中国较早的国家智库，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曾直接参与了深圳特区、海南岛的开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战略和政策落实的调研和方案设计，是众多学者向往的殿堂。
“能进入这样的学术殿堂，与中国最顶级的学术大师及众多师长为伍，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金碚说。
然而对金碚来说，这种幸运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他多年不断努力的结果。在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前，金碚在南京大学担任讲师，其间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金碚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学术书评，这为其科研之路夯实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以大胆的理论探索精神撰写出版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高校和政治经济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因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就策划组织对该书作学术性评论，以期引起更多人的研究兴趣，而且希望体现“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不同观点的书评在《中国社会科学》同时发表，以引起更大范围的学术讨论。经过多方沟通，这一任务最终交到金碚手上。
“当时主要是期刊编辑约稿，然后人民大学的胡乃武教授推荐我写，但因为当时我还是人民大学经济学的博士研究生，要写这个书评，心理上多少也有些顾虑，后来我请教了我的导师吴树青教授，他鼓励我写，而且要实事求是地写。”金碚回忆。
1988年第1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刊发了金碚的书评《探索中的进展与困难》，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充分肯定，又指出了其不足。厉以宁教授看到此书评后，给予高度评价。金碚回忆道：“我去他家中请教，他对我说，书评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很好也很尖锐。但这些问题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恐怕是解决不了了，希望你们年轻一代可以继续探索。”
作为年轻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思想启蒙者，厉以宁教授的谦逊和期望让金碚备受激励，正是带着对学术研究的热情，金碚立志于把毕生精力投身于经济学的科研事业中。
自1986年在《经济纵横》上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以来，截至目前，金碚发表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世界》等核心期刊和重要C刊上的学术文章达419篇，为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打下基础。
实践检验理论
作为学者，能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从而向世界传递自己的思想，是科研人员极力追求的事情。于金碚而言，40多年的科研探索，最大的收获就是理论成果被不断地验证。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997年，金碚出版专著《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该书围绕核心论点“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全面系统阐述了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以及在改革中须正确认识和解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历经多年，国企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成效，但金碚始终坚定地认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这一理论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
在他看来，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应该成为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但不可能成为如同一般私营或民营企业那样完全自利自主的“黑匣子”。即使理论上这样主张，在现实中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国企改革所能做到的或者应该达到的目标是在精巧的体制安排中实现恰当的政府管控。金碚认为，凡国有企业，必有其社会使命，并体现在其主责主业之中。在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中，这是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共同特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关于国家对企业的监管，实行“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原则，在国企管理目标上，最终落脚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这和金碚提出的“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的理论框架有异曲同工之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家层面尚未明确把金碚的观点写入改革方案，但现实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依然践行了他的学术判断。
在白卫星撰写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40位经济学家》文章中，其对金碚这样评价：“金碚长期从事工业经济研究，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持续十多年，产生重大影响。他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述了国企的特殊性质，并提出了‘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的代表性理论主张，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金碚而言，“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的提出并非凭空想象，于他而言，国有企业改革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推演问题。
金碚说：“我中学毕业走进社会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国有企业工人，也直接参与过对国有企业（当时叫‘国营工厂’）的管理。”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金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道路的研究，并提出和形成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代表性理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
其核心观点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因此有其特殊的功能和优缺点，但不是普遍地适用于大多数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
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金碚坦言，工经所下属报社和出版社虽均属国有事业单位，但并没有国家投资，完全是自负盈亏，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这些单位实际上就相当于国有企业。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化，这些事业单位在制度性质上也转为了国有企业。“我从1999年开始就一直在学术界和传媒界两个领域中跨业践行，这种经历成为我研究国有企业和管理国有企业的一个实践尝试。”
在金碚看来，报社的决策层不仅需要杰出的新闻专家，而且需要杰出的经济专家。在治理报社的过程中，金碚以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和研究报业，结合办报实践，在2002年完成了国内第一部《报业经济学》理论专著，这是一次实践检验理论的成果展示。
《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对《报业经济学》给予高度评价。在其专论《一本书和一条路》中，范敬宜写道，《报业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以经济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报纸产业运行和发展的专著，对建立和发展我国传媒经济学有着重大理论贡献。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针对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研究其中的各种现实和理论问题，是丰富人生的一种体验。
正如金碚所说，实践证明，企业管理无定式，也就是说，现实中没有什么固定管理模式可以适用所有的企业管理，因为管理具有高度创新性，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形成良好的内部文化。
金碚表示：“简单说，就是要充分发挥班子作用，充分对下属授权，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去研究、观察、决策、协调。这一过程中的想象力发挥，同做科研倒有相似之处。所以，管报社同搞科研对我来说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矛盾。”
学术使命感
4月，金碚在《中国工业经济》发表了《论经济的组织资本与组织政策——兼议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这是其在该刊发表的第69篇学术文章。
“因为我平时事情比较多，一般都是杂志编辑约稿，我觉得编辑经常找我约稿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因为我写的文章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不太拘泥于纯理论研究，而是喜欢在实践中去观察和发现新问题。然后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金碚说。
众所周知，科研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围绕经济学范式逻辑，通过建模得出一个假设世界，然后推导出其中可变量因素，另一种则是在实践中寻找规律，从而找到各个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
回首40多年的学术生涯，我们可以看到，金碚的学术成果更多聚焦在实践探索上，并将现实观察提升为理论上的深度探索。这很大原因要归功于其幼时所受的学术熏陶。
小学和中学期间，金碚酷爱数理化，并订阅了《天文爱好者》《航空知识》之类的科普杂志。在物质生活贫乏的时代，金碚却拥有了丰富的精神世界。
“书上有些内容也是看不太懂，懵懵懂懂，但有个想法就是要去了解这个世界。”这是童年时代金碚第一次探索世界是什么的话题，“因为我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读书能摆脱所有烦忧，认真读书、热爱科学，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
即使身处“文革”时期，金碚也坚持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
这种经历使他受益终身，在个人经历和国家命运密切相连的时代背景下，金碚目睹并亲身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艰难过程，个人命运同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休戚相关，这不断激发着他的科研使命感。
自1989年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形容，那种感觉就像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喜爱的工作。对他而言，社科院是学术殿堂，是“安心”之地，真正的学术生涯也由此开启。“进入科研单位，我就感觉有了心灵的归宿，再没有什么诱惑可以使我离开这里。”
亚里士多德说，研究是最高之善。因为研究活动可以调动人的最大潜能，运用思维与逻辑，发现和辨明真理，因而享受最大的快乐。
实践中，金碚很好地践行了这句话。
从1995年开始担任工经所副所长起，金碚就开始主持和组织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集体编写《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内容涵盖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企业管理三大学科。自此《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成为工经所最重要的代表性科研项目之一，并在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多次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事实上，我们这代学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的人是先参加实际工作，很多年后又继续到学校读书，相比年轻一代的学生，我们对改革开放前的原有体制和现在体制的不同，有切身感受。”金碚说。
在认识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远未完成，中国面临的所有重大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离开发达的工业都不可能解决的使命后，金碚开始长期关注、跟踪和不断深入研究中国工业发展和工业化问题，并最终把中国工业化和产业发展作为长期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首提经济学域观范式和商域经济学
研无止境，创新无止境，这是《金碚学术自传》中自始至终的主题。即使离开社科院这个平台，他的科研之路依然不断发光。
，金碚63岁，他卸任了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在退出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领导岗位5年后，5月，金碚正式接受担任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之所以选择接受这个重任，金碚希望能创立一个新学科研究基地。
“我是希望能够带领团队构想一个领域，建立一个平台，形成一圈网络，创造一片学术新天地。”金碚说。
在多年学术研究之后，金碚常常在思考，现代经济学以科学理性为特征，但现实世界纷繁复杂，同经济学所刻画的世界相差甚远。
比如，理论上看，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发展都以科学理性为主导，人们相信，相应的经济政策只要得到有效的实施，就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但现实是，各国的表现差异巨大，全世界也几乎没有两个经济发展表现相同的地区和国家。
在他看来，经济行为在科学理性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决定性因素，这成为他探索现实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因此，他首创“商域经济学”和“域境商学”的概念，以期界定一个可以进行客观观察和理论研究的学术领域，形成一定的学术范式，从而开拓一个新的学科建设方向。
9月，金碚在《区域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作为创立商域经济学向学术界的一个呼吁。
为给年轻科研人员开拓新的学术天地，指引新的探索方向，他先后在《管理世界》发表《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国学派研究》《经济学：睁开眼睛、把脉现实——敬答黄有光教授》等论文，以支持这一学术探索。并且将经济学的范式变革梳理为：从“史观”范式，向“微观-宏观”范式，进而向“域观”范式演进的过程。
欣慰的是，这一学术概括目前已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有一批年轻学者在跟进这一方向的开拓性研究。
在金碚看来，作为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其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整个研究机构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号召力，学术界同行是否认可这个研究机构的领先性和吸引力，带头人的学术地位是决定因素之一。
担任商学院院长后，金碚首先促使了郑州大学商学院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及格莱珉银行的合作。并聘请尤努斯为该院的名誉教授，建立“尤努斯中心”，以激活商学院的普惠金融和社会企业研究板块，从而探索学科新增长点的开拓。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将日益显著。商域经济学和域境商学作为一个发展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不仅可以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层面和学术体系的底层逻辑上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具有范式变革性质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而且可以从现实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多视角观察分析，形成内容丰富新颖的科研成果。
金碚解释，商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既可以是学科导向，也可以是问题导向。其研究既需要发挥高度的理论想象力，运用逻辑抽象力和归纳综合力，体现对复杂现实世界的深入洞察力，也需要研究者掌握一定的数理技术方法作为研究工具。
为此，金碚专门组织郑州大学商学院的专家一起编撰《中国经济与管理学科发展报告》，并计划每年撰写出版一部反映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形成态势的学术报告，以期能形成系列性、累积性的研究成果。
于金碚而言，40多年的科研路，他始终坚持“咬定科研不放松”的态度。他笑称：“无论是在任所长期间，还是卸任所长，我可能都是全社科院担任行政管理工作最多、管理幅度最宽的研究所领导之一。”
尽管拥有众多身份，但他一直都认为本职工作只是一个学者，其他都是“兼职”。“我喜欢做科研，观察世界的变化，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是我的初心。”多年来，始终把科研作为本职工作的他，用行动诠释了“守住本分”的内涵。
（编辑：孟庆伟 校对：颜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