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一个典型的“十年磨一剑”的作家，虽然偏安东南一隅，但自2002年引起文坛关注开始，佳作不断，围绕着他作品的争论也是连绵不绝。他被认为是一位对人性之“恶”有着不懈追问热情的小说家，与此同时，他提出的“重塑先锋精神”、“先锋就是冒犯”的主张也在文学界引起一定反响。《抓痒》是陈希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其删节本发表于《作家》杂志“长篇小说春季号”，文学评论家孟繁华、李敬泽等认为这部小说是近年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收获。近日，《抓痒》单行本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记者对陈希我进行了专访。
《抓痒》——注定坎坷的命运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据说这本书的发表和出版历经坎坷？
陈希我（以下简称“陈”）：是的。当初在杂志上发表时，就已经困难重重。几乎所有的大刊物都游历过了，也几乎都得到了肯定，但是就是不能发表。在《十月》，已经到了二校了，但是还是被拉了下来。最后被删到近一半，在《作家》长篇专号上发了出来。出版情况也是这样，漫长得像便秘。一次又一次地删改，终于过了终审，将要付排了，却又被召回重审。又是一番折腾，再删，再改。为了竭力不让它伤筋动骨，责编颇费苦心，我很感激。终于出来了，我只能想到一个词：惨胜。
南都：难道你当初写时，就没想到这问题？据我所知，你作品的发表一直不是太顺利。
陈：是的，我的东西总是要被删改后才能发表，或多或少，我也很知道的。我已经尝尽了刀斧之伤，目前还有些稿子因为无法或不愿意删改，还搁在硬盘里。在写《抓痒》时，我自然也考虑过要节制，但是写着写着，就忘乎所以了，亢奋了。都说写作像生孩子，我说像做爱，快活就是了，哪管计划生育？于是它坎坷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南都：你把写作比喻成做爱，而不是生孩子，有意思。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写作快乐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写的东西一直没法发表出去，或者总是被删删改改，你能快乐吗？
陈：当然不会快乐。你写的东西毕竟要放飞出去寻找知音的。有时候也想，人家都能顺顺溜溜地发表、出版，为什么我就不呢？但是回头一想，那样写着就爽吗？文坛太闷，太没意思啦，那么多不爽的写作者。写作并不是做工艺活，而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飞翔。我们有的是做活的时候，但是人不能老是做活地活着，需要飞翔。没有飞翔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飞翔就是自由。
南都：这让我想起先锋戏剧家尤奈斯库一句话：先锋就是自由。有评论说你的写作是先锋写作，你认为呢？
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先锋，但是我追求自由。
先锋——写作者应有的品质
南都：有人认为先锋这个词已经过时，并且不合时宜，你怎么看？
陈：先锋的意思就是永远在前面，怎么可能过时？它反叛现有秩序，创造新的想像，它有超前的敏锐的洞察力。这其实也就是所有优秀写作所应该具有的品质，所以从这点上说，所有的写作都应该是先锋的。不先锋就别写了。
南都：我想关于先锋过时的观点，那“先锋”指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马原、格非等人的创作。他们后来衰微了。你觉得他们的局限在哪里？
陈：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先锋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写什么”的问题上转，它甚至让一些作品成了毒草。马原等人绕过了它，从“怎么写”上入手。但是本质的问题毕竟是回避不了的，在技术主义走到尽头的时候，原来的问题必然被重新提了出来，“写什么？”你写了什么？说到这，我仿佛看到一些老作家在洋洋自得了，他们说，看，不是照样要回到我们原来的路子上？我还看到另一些新作家，他们用否定过去先锋派来确认自己，他们满足于当平庸的记录师、写作匠，描摹生活，那么没意思。这就让我们思考，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看”。对我们的世界，你发现了什么？真正应该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没有一双毒眼，怎么折腾都是一样。莫里斯·梅洛－庞蒂说：“看，原则上是看人们看到的东西之外，是进入一个潜在的存在。不可见物体是可见物体的凸现和深度，可见物体包含的纯粹肯定性不比不可见物体更多。”
南都：你的作品总是给人狠而毒的震撼，《抓痒》也不例外。有很多人说不忍卒读，太残忍了，毫不留情地撕破了我们的好生活。
陈：请注意《抓痒》男女主人公的处境：他们很有钱，有社会地位，还年轻，甚至也不能说是坏人，他们几乎没有面临我们庸常所谓的问题，道德，法律，贫穷，下岗，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是身体疾病，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我竭力剔除他们身上的遮蔽物。长期以来，因为我们穷，我们落后，一直觉得只要不穷不落后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真是这样吗？当我们的主人公富裕起来后，真正的问题显现出来了，那是我们生命本身的困境。甚至跟体制也没有太大关系，美国人也过不好。更不是道德问题。而我们许多作家总是被这些东西挡住了视线。比如吸毒，其实我们人体内天生就有一种鸦片样物质，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够好好活着，假如失去了它，我们将一刻也不得安宁。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被麻痹的产物。这是我们的宿命。
南都：但是有人说，文学毕竟是艺术，艺术是最关键的。不可否认，现在的文学作品，在技巧上比过去圆熟了，这对文学是最主要的。
陈：艺术不是技术。艺术最重要的就是洞察力，所谓才气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锐气。可惜现在有太多人在技术的裤腰带上摸摸索索，亮不出真刀来。
冒犯——文学就是要撕开遮蔽
南都：说起“裤腰带”，很自然让人们联想起裤腰带以下的部位。我们注意到，你对性题材似乎特别关注，为什么？
陈：因为性是最被遮蔽的东西。文学的目的，就是要撕开遮蔽，让人们看看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就是性和死。性，往崇高处说，是爱；往鄙俗处说，是色情。性和死是文学的两大基点，变态是基本形式。
南都：你这么说，可能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尽管你如此辩解，但是你写的还是性，跟别的那些写性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陈：他们写的只是性，我写的不只是性。我并不觉得写性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写性已经没有什么革命性意义了，甚至已经成了一种媚俗，一种最没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穿透了性，看到了我们生命的焦虑，那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对它的忌讳，正体现了对它的焦虑。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生命本质的残酷和不体面。而写作的意义就是揭发它，冒犯。
南都：你说写作就是冒犯，但是我们更常听到的是：写作是对我们经验的记叙。
陈：作家盛可以曾在一个论坛上提出文学的冒犯问题，但是一些作家却说：文学不存在冒犯问题，他们只承认经验，我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经验是什么？经验有各种各样，有的经验是庸常经验，是没有意义的，而有的则有意义，值得揭示。有意义的，必然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或者不愿意提及的，要遮蔽的，要遮蔽的就是阴暗的经验。冒犯针对的是遮蔽。其实我们对阴暗、色情、肮脏、邪恶有一种特别的关注，黄段子绝对比普通段子有听众，死亡绝对比任何东西都惊心动魄，民间有句话：“学好两年半，学坏两天半”，就是明证。
南都：能否把冒犯理解成一种暴力？那么，暴力有可能产生美吗？
陈：当暴力到了极限的时候。它让人震撼、臣服、柔弱，就产生美了。这种情况就像虐恋，你从束缚中获得了最终的自由。
极端——写作就是变态
南都：在《抓痒》的题记中，你写道：“你要恨我吗？就爱我吧；如果要终生为仇，那就跟我结婚。”很是反常规思维。钱钟书把婚姻比喻成围城，而你把婚姻的可怕推到了极端。也许真是一种极致吧。但我想问：婚姻真的那么可怕吗？我们的生活真的如此不堪吗？
陈：遮蔽是如此的严重，不用利器就无法揭开它。人是慵懒的动物，就好像被抓了放在炖罐里的田鸡，水在加温，它虽然觉得不妙，但是还可以忍受，它就忍受着；到了水烧热了，开了，它想反抗，想逃脱，但已无能为力了。文学绝不是对客观世界的亦步亦趋的描绘。里尔克说：“对于诗人眼里的新世界和新世代来说，时代是阻力。”作家是那种对苦难特别敏感特别不能忍受的人，甚至是神经质，是夸大，是变态。写作就是变态。当我们听鲁迅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时，当我们听福柯把我们的世界说成是监狱疯人院时，我们虽然心存疑虑，但是我们被触动了。作家就是那种在极端点上提出追问的人。
南都：《抓痒》中你还写道：“其实婚姻是很荒谬的东西。它面对的不是生，而是死；是固定，不是发展。这世界上什么都在发展，惟独婚姻不能发展。恋爱发展了，成了婚姻；婚姻再发展就成了婚外恋了。所以就不能再发展。凭什么婚姻就不能发展呢？”这么考虑问题毕竟太残酷。而且你的小说中，主人公却也并没有走到婚外去，而是彼此厮守下去。这在表现婚恋作品中是没有见过的。
陈：不是厮守，而是变态地厮守。其实婚姻是一种仪式，仪式是没有道理可讲的，靠的是信念和牺牲，我们这时代谈这个显得太空泛了。但是走出去又能怎样？还不是又一次离婚的开始？所以他们玩虚拟，这是一种真正的绝望，一种坚忍，一种理想主义。
南都：你居然谈起理想主义，似乎有点怪。很多人都不谈理想主义了。你认为这是理想主义吗？
陈：是的。我坚定地认为这是理想主义。当然这理想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的理想主义了。旧的理想主义已经死亡，通往天堂的路已经陷落，我们已无路可走，我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绝望之上的，在黑暗底下寻找光，在变态中活着。布鲁姆说：“从一个天国之梦魇中得到诞生意味着拥有一种伟大而强有力的精神。”赫舍尔在《人是谁》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羞耻、焦虑和厌倦便不可能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忧伤和无止境的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了窘态的痛苦，便看不到个人的成功。”
□人物简历
陈希我，小说家。20世纪60年代生，90年代留学日本，现居国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抓痒》，小说集《我们的苟且》，中短篇小说《我们的骨》、《又见小芳》、《我爱我妈》等。
（编辑：李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