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文明行为是如何养成的呢？仔细想想，不外乎道德的教化，环境的熏染，以及有计划的训练，但不管是通过哪种方式，有一点是必须遵循而不能偏离的，即遵守规矩。
一些人在道德养成上，若是能严格自律，慎独从事，当然再好不过。但对芸芸众生而言，单靠慎独与自律，恐怕难以事事都能踩在文明的鼓点上，奏响一个城市的文明之曲。
比如，上公交车不排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闯红灯等不文明行为，几乎是时下所有城市的“顽症”，济南也不例外。套用“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个句型，一些人大有“我是不文明者，我怕谁”的嘴脸，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我乱扔垃圾了，我随地吐痰了，我占道摆卖了，我违法养犬了，我闯红灯了……行为虽不文明，但谁能奈我何？
是啊！“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对社会不文明行为，过去公众除了道德谴责与唾弃外，还真别无他法。但它却犹如城市里的疮疤，污损着城市美好形象，让广大市民不齿，也让城市管理者挠头。
一个人良好行为的养成，需要内在的自律，也需要外在的制度约束。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了不文明的行为，就要承担责任———不担责，也就谈不上自我约束。
最近，有一则新闻备受社会关注，说的是，深圳拟开全国先河，对市民文明行为规范立法，拟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比如，对乱涂写、乱扔垃圾、高空抛物、随地吐痰、未及时清理宠物粪便等不文明行为，将处以500元罚款；两年内5次因不文明行为被处罚者加罚1000元，两年之内有10次不文明违法纪录者将被记入征信体系……
无疑，深圳这些规范一旦实施，就等于给不文明行为立下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红线：一旦越界，就要付出代价，接受惩罚。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国内不文明的人，一旦出境、出国，往往变得文明起来。原因就在于，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不文明行为的代价太重。比如在香港地区随地吐痰，会被罚款600港元；垃圾混杂倾倒，在我们这根本不算事，可在台湾地区会被罚款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至于新加坡，对不文明行为更是施以“严刑峻法”。一个着名的例子是：1993年，18岁的美国人迈克尔在新加坡搞恶作剧，向汽车喷漆，被法庭判处鞭刑6下，引起美国舆论哗然，但新加坡不为所动，直至美国总统克林顿求情，鞭刑才减至4下。
这些足以说明：规范治理城市不文明行为，不能单纯依赖道德教化或舆论谴责，关键还在于让不文明者有所敬畏，有所顾忌，进而自我约束，杜绝不文明行为。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说的就是这个理。（笑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