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与反
所谓“正”，是指正面的、正向的；所谓“反”，则是指反面的、反向的。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自然界，这种相反相对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为“正与反”的思维训练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用这种思路构成文脉，正反对照，相互映衬，形成强烈的反差，使文章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议论文写作尤其适合训练这种思维。如果文章的思路是“正向”推进的，则可伴随着反向的呼应和印证，使自己的论证更全面。如果文章的思路是“反向”推进的，就可以凭借“正向”的支撑，使自己的论证更周全。《过秦论》 《伶官传序》《六国论》……古今中外，闪烁着这种思维之光的议论名篇举不胜举。
且看下面两位名家是如何在正反对比中展示超强思辨力的：
梁启超先生写作《忧国与爱国》，先将“视欧人如蛇蝎”与“视欧人如神明”两种极端的心态摆在一起，醒目地指出了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偏见；紧接着，又掷地有声地问道：“中国苟能自立也，神明将奈何？蛇蝎又将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将奈何？非蛇蝎又将奈何？”这里又摆出了“能自立”与“不能自立”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设状态，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不足五百字的短文却具有如此强烈的醒世力度，就是得力于鲜明的对比与高超的思辨。
鲁迅先生写作《最先与最后》，从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赛马经验“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谈起，进而引申出“中国人”的一种由来已久的“为人的处世金针”——不为最先也不敢做最后；接着联系现实，紧扣着“最先”与“最后”这一对矛盾，展开正反对比，最后得出一个不由你不信服的哲理：“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振聋发聩的论断，同样是得力于鲜明的对比与高超的思辨。
不过，有些同学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常常仅仅看到了“对立”的一面，没有看到“统一”的一面，达不到辩证思维的高度。
抑与扬
“抑与扬”（也叫“擒与纵”）是“正反”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具体行文中，它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表现着相同的内容：“似贬实褒”，对值得歌颂的对象不正面褒扬，而寓褒于贬，正话反说，用贬抑的语气来褒扬，似贬实褒。而“似褒实贬”则与之相反。
欲扬先抑、欲抑先扬或扬中有抑、抑中有扬，抑扬交错，恰好展现辩证思维的轨迹。
老舍先生在《断魂枪》里是这样精彩运用的：在一场比武中，先写“王三胜，大个子，一脸横肉，努着对大黑眼珠”，“胸脯子鼓出，像两块老桦木根子。一跺脚，刀横起，大红缨子在肩前摆动。削砍劈拨，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忽忽直响”“身子直挺，比众人高着一头，黑塔似的”，尽情渲染王三胜的高大威猛。与之相反，那位老者则“小干巴个儿，披着件粗蓝布大衫，脸上窝窝瘪瘪，眼陷进去很深，嘴上几根细黄胡，肩上扛着条小黄草辫子”，极力突出了老者的矮小瘦弱。一强一弱，反差强烈。但到了后来，貌似强大者输得落花流水，看似弱小者赢得干净利落。在这短短的一节文字中，“扬”者先“抑”之，“抑”者先“扬”之，“抑扬”得到了极富有戏剧性的转换。“抑扬”笔法在运用中展现的思辨智慧，令人叹为观止。
语文教材《林黛玉进贾府》中“宝黛初会”一节文字，也很经典地运用了抑扬笔法。黛玉在未见宝玉之前，先有很多有关宝玉的坏印象：“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的“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而等见到了真人，却让黛玉心灵为之一振，强烈的“先抑”形成更强烈的“后扬”反弹，宝玉由“魔王”变成“天使”，原来是一位“面若中秋之月”“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的相貌堂堂、温柔善良的多情公子！另外，像《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白杨礼赞》《琐忆》《冯谖客孟尝君》等，均出色地展现了这种写作思维的魅力。
运用这种思维构思为文，旨在增添文章的曲折变化，增添文章的艺术魅力。但是也要讲究分寸感，绝不能无原则、无条件地随意“抑扬”。“抑”（“扬”）要为下文的“扬”（“抑”）留有余地，如失去了分寸，则失去了下文“扬”（“抑”）的可能，效果也就适得其反。
曲与直
俗话说：“人贵直，文贵曲”。从文章的表达上来说，“曲”可以理解为“含蓄”“蕴藉”；也可以理解为“曲笔”或“绕笔”， 即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不能或不便直陈本意，故而采用委婉隐晦说法。这里的“直”，则是指能够清晰地表情达意，平铺直叙，步步为营，直抒胸臆。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有真意，去伪饰，少做作，勿卖弄”。
所以，两种思维各有千秋，本无高下优劣之分。
施耐庵的《林冲棒打洪教头》，曲尽其妙地写出了林冲押解途中的一件比武小事：一个谨慎小心，一个逞强好斗；一个步步紧逼，一个退无可退；一边有摩拳擦掌的斗士，一边是起哄好事的看客；眼看一场龙争虎斗就要开打。然而，不要急，“且把酒来吃着，待月上来也罢”，先慢慢吃酒；“吃过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来了，见厅堂里面如同白日”，正是比武的好时候；这时，好不容易要比了，可刚一比划甚至还没有真比，又停下了；经过如此这般拐弯抹角，欲言又止，欲止又言，把读者胃口高高吊起，这才真比，三下五除二，一棒打翻，痛快淋漓！小小一件事，却在作者生花妙笔中曲尽其妙，悬念迭生，一波三折。曲笔至此，可谓至境！
而朱自清的《背影》则用白描手法，用写实的笔触，再现了当时父亲的体态，穿着打扮，更实实在在地描写了一幅极平常的“背影”：“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清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段文字乍看极为平淡直露，几乎没有什么修饰，更没有什么渲染铺垫，只是实实在在地把当时的情形描写出来，但细细品味，字字含情，句句有意！那“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的背影，简直就是一座中国式的父爱的丰碑！大巧若拙，平淡中见神奇，这也是一种写作的真功夫。
当然，在真正的文章好手那里，既有曲笔又有直笔，“能屈能伸”，方能达到写作的至境。《背影》开头即用了“倒叙”的曲笔手法。不过，一般同学在处理“曲与直”的写法时，要避免以下两种思维偏差：一方面，内容安排平铺直叙，语言平淡无味，缺少艺术感染力。与之相反，则故弄玄虚，华而不实，没有真情实感。另一方面，文章的表达过分浅易直露，一览无余，缺乏含蓄之美，语言不耐咀嚼；与之相反，则表意含糊，如坠五里雾中。
虚与实
“实”指文中具体可感的“人、物、事”。“虚”则指文章间接提供的要经过想象才能把握的“言外之意”。在具体行文中，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虚实相生。
这种虚实相生的构思首先表现在用“虚”表现“实”，用“无”表现“有”，从而给读者创造出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比如，《项链》的结尾，文章的结局是“实”的，指明了项链是假的；但同时又是“虚”的，我们不知道“玛蒂尔德”此时到底在想什么，不知道她知道假的以后会怎么做，不知道这故事还会有什么发展。这就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余味无穷。
韩愈的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一文，避“实”就“虚”，出色地展现了这种写作风采。朱宗洛先生在《古文一隅》中作了精彩评析：“行文须知避实击虚之法，如送温处士，便当赞美温生，然必实讲温生之贤若何，便是呆笔。作者已有送石生文，便从彼联络下来，想出‘空群’二字，全用吞吐之笔，令读者于言外得温生之贤，而乌公能得士意，亦于笔端带出，此所谓避实击虚法也。”著名小小说《德军剩下来的东西》写的是战争以后的事，全文不足二百字，却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白”：德国兵走了，留下了什么呢？那一往情深的恋情，那朝思暮想的情人，那青春年华的美丽……总之，让“主人公”梦绕情牵的美好的一切都没有留下，统统被这罪恶的“法西斯”毁灭了！还有什么比美的毁灭更让人撕心裂肺呢？小说通过一个特殊的视角，深刻地写出了罪恶的战争留给人们无法言说的人生感慨！灾难的战争过去了，然而，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累累创伤——其中，最让人酸楚的当然是心灵的创伤！这一切丰富的人生感慨，小说都没有明确地写出来，都需要读者通过想象思考才能得到。
文章采用这种思维方法，是借“有限”表现“无限”，赋“空白”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内涵，让欣赏者产生丰富的联想想象，以创造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
古今中外，这样的范例举不胜举：《陌上桑》写“罗敷”之美，也是从“虚”处写来，通过“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等观赏者的强烈反响，从侧面表现出来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三卷描写“海伦”之美，也用了精彩的侧面描写：“当他们（特洛亚元老）看见海伦走上城楼的时候，他们就轻悄悄地议论道：难怪特洛亚人和希腊人这许多年来为了这个女子尝尽了苦楚，看起来，她好像天上的仙子呢？”寥寥数语，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形象,呼之欲出……
这种构思，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同样比比皆是：中国山水画往往留有大片的“空白”，透过空白，我们领悟到其中深邃悠远的意境，那是一个比有限的画面宏大千倍的无限的意境。这就是空白艺术的魅力。要画一座寺庙，但又不得有建筑出现，怎么办？一僧一溪一桶的几笔构图，就是“深山藏古寺”。画《踏花归来马蹄香》，一马奔跑，数蝶围其蹄飞舞……小溪中，几个自由自在的小蝌蚪，就是“十里蛙声出山泉”……
不过，空白艺术要因情而设，因境而设，刻意追求未必会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可能弄巧成拙。要做好铺垫，埋好伏笔，空白不等于含混晦涩，不等于迷魂阵，不等于云山雾罩，令人蒙头转向。
一言以蔽之，在具体作文训练中，只要师生始终处于提升辩证思维能力的自觉，就可以寻找到丰富多彩的实施渠道。当然，写作辩证思维能力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的锻造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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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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