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医学发展中的中国故事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世界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在抵御疾病风险、防治各类疾病、延长人们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已经成为各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回顾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交织着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发展轨迹，承载着几代中国医学精英的开拓进取，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成就斐然。中国医学科学家、临床工作者和公共卫生专家在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防治上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奋斗和探索，为今天的健康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在诸多学科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在世界现代医学发展之林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现代医学的故事充满温度和色彩，故事的主人翁充满力量和智慧。
在现代医学的重要领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故事不可胜数，我们将分篇概括、总结介绍：
开篇——与传染性疾病斗争的故事
传染性疾病伴随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因其致病快、传播性强、波及面广，一旦出现，极大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我国传染病研究之路上充满艰辛，但成就显著。
（一）中国学者发现沙眼衣原体
沙眼是由沙眼衣原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角膜炎症，是一种致盲性眼病。解放前，我国沙眼患病率约为50%，有些农村地区甚至达到90%以上。20世纪 20-3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进行医学微生物学实验研究，在医学细菌学、病毒学等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果。“衣原体之父”汤飞凡是我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医学微生物学家，他在微生物学、免疫学和抗菌素学方面有很多建树，特别是沙眼衣原体的发现举世瞩目。早在20世纪代他就看准了探讨沙眼病因的重要性，很关注沙眼病原体分离研究工作，他通过一系列的科学实验和自体眼睛感染的观察否认了沙眼细菌病原学说。20世纪30年代，陆续发表相关文章澄清沙眼病原学上的争论。1954年，他提出“查明沙眼衣原体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大大促进诊断、治疗和预防工作”的观点。1954-1956年，他和眼科专家张晓楼教授等合作开展了大量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工作，在一系列动物实验的失败后，他们总结思考，不断改进，最终创造性的运用科学思维，成功分离出沙眼衣原体，并用自己的眼睛进行试验。他的研究和建立的方法将沙眼发病率显著降低，从近95%降至低于10%，大大推进了沙眼的诊、治、防工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这项研究与发现也为衣原体分类学以及相关病原体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儿童与“脊灰”绝缘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小儿，患儿通常出现下肢瘫痪或行走困难，俗称“小儿麻痹症”。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顾方舟教授带领团队在昆明建立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开发和生产。1959-1961年，他制备了9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毒种和疫苗，在北京、上海等15个城市450万7岁以下儿童中开展活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及流行病效果研究。1963年成功研制出小儿麻痹糖丸剂型，提升了儿童服药的体验，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4年，他制定出活疫苗脑内试验判定标准，制定了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制造及检定规程，并获批准生产。1982年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疫苗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参与设计建立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生产基地，后又研制出第一个OPV糖丸新剂型，使我国在2000年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并保持无“脊灰”状态。经过近30年科研攻关，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自主研发生产出我国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简称sIPV）正式上市，填补了我国在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生产领域的空白，提高了疫苗接种的安全性，打破了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垄断，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消灭脊髓灰质炎产生积极影响。
（三）中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
麻风病是一种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疾病，主要侵犯皮肤、粘膜和周围神经，在中国已有几千年流行史，曾是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慢性传染病之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20世纪50年代提出“积极防治，控制传染”的原则，60年代提出“查、收、治、管、研”综合性防治措施，80年代提出以县（市）为单位实现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90年代开始对多菌型麻风患者给予联合化疗。2001-，原卫生部办公厅先后印发了一系列通知和规划，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地、县组成了万余人的防治及科研队伍。1985年成立了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各省、市、自治区麻风防治协会也相继成立。，全国开始麻风病院村改建，建立了千余所麻风院、村、所、站。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从事麻风病研究的国家级专业机构，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风病控制中心。召开的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以“未竟事业，终止传播，预防残疾，促进融合”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是全球麻风控制的终极目标。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我国麻风病防治效果显著。近年来，每年报告的新发麻风病整体呈散发低流行状态。，麻风病发病数为284例，死亡数0，发病率0.0207/10万，麻风病流行程度显著降低，麻风畸残恶化状况得到明显遏制，歧视现象得到较大改善。在中国麻风病防治历史上有两位值得纪念的人物，一位是马海德教授，他出生于美国，原名乔治·海德姆，早年投身于中国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他在北京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之后一直主要从事性病、麻风、头癣等防治研究。他率先提出“以县为单位控制麻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课题，此成果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相继建起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中国麻风福利基金会及中国麻风防治研究中心，并出版发行《中国麻风杂志》。另一位是我国著名皮肤病性病学家、原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他带领团队在全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麻风病防治体制，培养了一支麻风病防治专业化队伍。1960年，他提出“皮肤科医生积极投身麻风畸形矫形”的呼吁，此后逐渐形成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麻风畸形矫治专业化队伍。他们为我国麻风病等的防治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
（四）中国血吸虫防治取得卓越成效
血吸虫病是危害身体健康的一种重要的寄生虫病。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仅次于疟疾的一种重要热带病。解放初期，我国血吸虫病流行严重、分布广泛、流行因素复杂。全国约一千余万患者，一亿余人口受到感染威胁，有螺面积近128亿平方米，13个省、市、自治区有血吸虫病分布。我国高度重视血吸虫防治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和实施了不同的防治策略：解放初期开始，采取以预防为主，因地制宜的基本方针和以灭螺为主的综合措施，疫区面积缩小，病情显著减轻。为此，毛泽东主席曾作诗《七律二首·送瘟神》，描述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情景。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以人畜同步化疗为主，消灭易感地带钉螺和加强健康教育为辅等的 措施。通过综合治理、科学防治、引进世行贷款、鼓励社会参与等措施，病情得到进一步有效控制。以来，我国全面实施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并出台《血吸虫病防治条例》，从法律层面保障了这一策略的实施。全国血吸虫发病率从解放前的0.81/10万下降至的0.06/10万。虽然我国血吸虫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影响血吸虫病的流行因素复杂，一些湖沼型和山丘型流行区的疫情曾出现反复，再感染难以控制，防治效果难以巩固。近年来，长江流域血吸虫病疫情有所反复，并呈扩散趋势。，血吸虫发病率是0.21/10万。目前正采取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科学防治的方针，充分发挥科研在防治中的指导作用，努力为血吸虫病防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五）中国研制出抗疟新药“青蒿素”并获诺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上世纪60年代，由于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产生抗性，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全世界约有100多个国家，数10亿人口在疟疾流行区生活，超过2亿人患疟疾，超过100万人死于疟疾。当时，中美两国都开展了抗疟研究，均未得到结果。196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接到“523项目”，扛起了抗疟相关中草药研究的艰巨任务。她从系统收集历代医籍、本草、地方药志和名老中医经验入手，汇集了2000多种方药，从中筛选出200多种供筛选。1971年10月，屠呦呦第一次成功地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是在屠呦呦经历了第190次失败之后才出现的。此后，她又进行了药理和毒理研究，为确保用药安全她甚至以身试药。从1972-1978年，共治疗2099例疟疾，患者全部痊愈。在青蒿有效抗疟被临床证实的基础上，屠呦呦团队从中性部分进一步分离提纯青蒿有效单体，从而使“青蒿素”成为受到世人瞩目的新结构类型抗疟新药。1977年3月，她首次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科学通报》，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是人类防治疟疾史上的重要拐点，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植物中的药用化学物质的典范。9月，屠呦呦荣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第一人。
（六）中国抗击SARS疫情中的典型故事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呼吸系统疾病。春季肆虐全球，据官方统计，这场疫情全球共有8422例感染，夺去919人的生命。亚洲地区疫情严重，中国是重灾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调动全国医疗资源，领导全国人民，同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病灾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国家将SARS列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2月，疫情在广东地区流行，疫情突然暴发，呼吸病专家钟南山教授临危受命，担任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他积极主动收治危重病人，密切关注病人状况，详细记录各项指标，制定医疗方案，成立了老中青呼吸病专家组成的攻关小组，配合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治小组查阅文献寻找理论基础。在一线救治过程中，他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总结出非典型肺炎的两大特征和四项有效的临床治疗经验，明确“要及时将危重非典型肺炎患者集中到专科医院”，大幅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降低了死亡率，使病人治疗的时间显著缩短。4月，疫情向北京及全国蔓延。北京确定首批6家“非典”定点医院，并紧急筹建了北京市第一家专门治疗“非典”的临时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医院，全军各大单位抽调1200余名医护人员支援医院组建。经过群防群控、追踪寻访、严防死守、隔离控制、积极救治等一系列举措，6月2日，北京“非典”疫情出现三个“零的突破”：当日新收治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转确诊病例、“非典”病例死亡人数均为零。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以钟南山等为代表的成千上万医护人员的杰出表现，为战胜“非典”疫情立下了不朽功勋，最终取得抗击“非典”攻坚战的胜利。
（七）中国找到重症甲型H1N1流感控制措施
4月，甲型H1N1流感突然在全球范围内暴发，它是由从未在人体内发现过的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热性呼吸道新发传染病。5月甲型H1N1流感进入我国。我国立即组织建立了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开展全国多学科通力协作的攻关研究。，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侯云德教授课题组牵头完成“我国首次对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有效防控及集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成功遏制了甲型H1N1流感，率先实现了对大规模流行流感的有效干预和控制。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首个世界卫生组织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成为全球流感防控的引路人之一，该研究成果也已成功扩展到对其他传染病的防控当中。，浙江大学李兰娟教授担任我国防治甲型H1N1流感专家委员会临床诊治组组长，她结合疫情发展，对传染病管理、发热门诊设置、临床诊断、实验室检测、医疗救治、基层防控、检验检疫和舆论引导等核心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并参与原卫生部《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的编写和制定。目前，我国在甲型H1N1流感重症救治水平上位于国际前列。
（八）中国批准世界首个EV71灭活疫苗
肠道病毒71型（EV71）属小RNA病毒科肠道病毒属，是手足口病（HFMD）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重要病原体，常引起儿童手足口病、病毒性咽峡炎，重症患儿会出现心肌炎、肺水肿、脑炎等，甚至引起死亡。HFMD自1981年在中国出现后，在中国大陆地区发生了一次大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道显示，此次流行中81.59%的重症病例及96.43%的死亡病例是由EV71引起的。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因而，疫苗的研制成功成为预防和控制EV71传播的关键。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从开始进行EV71灭活疫苗的研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将其纳入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予以支持。，成功研制全球首个预防EV71病毒感染灭活疫苗，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EV71灭活疫苗产业化核心技术体系及制备工艺，并获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及药品注册生产批件。通过上万名受试儿童的临床试验显示，该疫苗安全性较好，对EV71引起的手足口病的保护率高达97.3%，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截至6月，该疫苗已正式生产38个批次，在北京、广西、云南等地完成十万余名儿童的免疫。EV71疫苗的研制成功对有效降低我国儿童手足口病的发病率，保护我国儿童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九）中国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病毒是一种可以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埃博拉病毒列为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的第四级病毒，规定相关病毒研究及药物研发等必须在BSL-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中进行。2月以来，埃博拉疫情肆虐西非。中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中国政府为非洲有关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了多轮援助，运输物资，派出专家、医护人员、精锐部队和维和官兵，建设先进的检测移动实验室、固定实验室和留观中心，帮助非洲国家恢复和健全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建设，积极考虑在非洲建立病原和热带病防治研究中心，举办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培训班等。8月，中国发布埃博拉病毒出血热防控方案，给预防控制埃博拉病毒提供支撑。同时，中国也与各国开展合作，加快抗埃博拉疫苗及药物的研究。军事医学科学院贺福初教授、曹务春教授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高福教授研究团队对9月至11月间的大量埃博拉病例样本进行了基因组测序，为埃博拉病毒疫苗和治疗方案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军事医学科学院陈薇教授的团队成功研制我国首个重组埃博拉病毒疫苗，近期获得新药注册申请批准。此前，全球只有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具有可供使用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中国政府郑重承诺，只要非洲还有疫情，中国援助就不会停止。
（原标题：现代医学发展中的中国故事：与传染性疾病斗争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