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随着“超女”最后一场总决赛的结束，“庶民”最后的狂欢终于收场。无论你怎样评价――斥责、赞扬、艳羡或宽容的沉默，“超女”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给我们的电视、我们的文化乃至我们这个时代都留下了一串长长的问号。
面对多年未见万人空巷的收视狂潮，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从严肃的高端媒体到大众化潮流的都市报无一例外。周刊类平面媒体如《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新民周刊》、《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纷纷刊载重文报道；《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新华每日电讯》、《解放日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新民晚报》等报刊都推出了多篇大幅的报道以及连续报道。“超女”一时间毫无争议的与房价、台风麦莎、和谐社会这些名词一起成为了各大搜索网站的热门词汇。
笔者收集了国内36家媒体关于《超级女声》的48篇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旨在通过梳理和分析，对于媒体聚焦的诸话题进行整理和归类，希望进一步探寻节目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从中窥探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的诸多问题。
在这31篇文章中，大多数文章刊载8月份，尤以8月20日以后为甚，此时“超女”决赛正酣。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这31篇文章中围绕《超级女声》的讨论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文化冲击，包括这档节目是否低俗的争论、以及从文化和社会以及心理层面上解读其成功的原因等；在31篇文章中有约半数的文章集中讨论了这个话题；二、从商业运作的角度分析《超级女声》节目成功的原因；这类文章占到文章总数的24%.三、《超级女声》节目采用的短信参与的方式极大的调动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对于有人称之为“娱乐民主”，并由此引发起了一场娱乐与民主能否划上等号的一场争论。这类话题的文章共占到了总数的27%.下文将主要依据以上问题罗列的顺序，针对这三个话题逐一分析解读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文化冲击：“恶俗”之说难服众――一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争辩
对于《超级女声》是否庸俗甚至恶俗的争论是这场讨论中最热烈的，此次争论的由头发端于央视。7月19日，央视众“名嘴”开会讨论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倾向。在此次会议上，有人认为《超级女声》十分恶俗，应该降低类似节目的播出量，并在黄金时间增加新闻、社教类节目。7月23日，央视新闻频道《中国周刊》节目对《超级女声》发表评论，该节目援引了社科院新闻研究员时统宇的话批评该节目“不承担社会责任，庸俗”。
面对央视的发难，有人认为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心理的在起作用。
一些专家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或撰文时有这样的言论。
葛红兵：那些说“超女”低俗的人，是用宣教和精英的眼光来看“超女”的，他们在“超女”里看不到教育意义、精英价值，就生气了。我对“超女”有个说法：低端但不庸俗。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大多数平凡的人，都活在低端，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就不做人了，就要退出这个人生的比赛，我们还是要坚持着参与下去。水平是低端的，但是，这种坚持和参与是不“庸俗”的，甚至是可贵的。
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蔡尚伟先生直言不讳在文章中指出，“强名《超女》曰俗，可也。天下电视皆俗，天下媒体皆俗，天下人皆俗也。欲称之俗，何患无辞！若云雅，雅不过象牙塔中，而象牙塔中，俗象丛生，何况大众媒体。媒体俗亦何妨？”
蔡尚伟先生还从媒介功能学说的角度批驳了对于“超女”持恶俗看法的评论。媒体的教育和娱乐功能兼备，为什么一个娱乐节目取得了如此的成功，将其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时，人们却偏要给它在教育功能上打分呢，还要贬斥为恶俗！媒介的教育功能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完全没有必要让《超级女声》这样一档娱乐节目去过多的背负教育引导的功能。“超女”节目中选手面对淘汰的积极乐观，一路走来的成长、与家人朋友的情感难道就没有教育引导之功效了么？相反，教育类节目如何获得大众的亲睐却是现今更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电视节目运作面临市场化竞争，将分内的事做好做专，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十分必要。如此，各司其职，娱乐节目做好娱乐，教育节目做好教育，媒体、受众，各得其所，岂不善哉。
数以万计的中学生报名参加比赛，盛况空前，甚至有的逃学。批驳“超女”低俗的人，认为这激发了年轻人投机的心理，而没有强调自身奋斗。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角度新颖，不偏不倚。出发点同样是担心年轻人会因参加节目而荒废学业，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却始终未见对节目本身的批驳，而是独辟蹊径，将这样一档节目与美国的《超级偶像》作比较。在美国同样有相当多的学生为这样的节目而疯狂，但是在美国，为了保证未成年人的利益，他们制定了相关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参加这样的比赛必须要有家长的监护。这样就为那些还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年轻人就加上了一个保护锁。年轻人的对于事物的认知，不能仅仅指望于大众媒介，家庭和社会其实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如何为他们构建出一个全面健康的信息环境，让孩子自己做出决定，显得更为重要。由此可见媒介品质并不体现在痛快的批驳声中，而在于冷静客观地看待，并且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在这样一场纷纷扰扰的争吵中，选择游离于双方之外的媒介更多的透露出的是一种宽容的态度，正如下面一段话中所说：对于“超女”这样的节目，我们不要用过分的理论去包装它，也不要用过分的“深度解读”去挖掘它，我们要慢慢地学会习惯，一个好的东西，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它就是低端的，简单的，是一场娱乐，它也要过时，也要被遗忘。
一切流行事物都是速朽的，但人性是不变的，它总是在不断寻找新的欲望投射物，寻找新的方式、偶像和商品。但所有速朽事物的总和，构成了大众的集体意识。在经历了漫长的“高雅主义”的统治之后，我们应该学会认真倾听大众的心声。
电视大众性的回归 社会心理发展的必然
从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对于《超级女声》节目成功原因的分析，是此次报道中较为精彩的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认为，《超级女声》标志着国内电视业由精英文化占主导，转向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存。它带来了一个彻底的全民大狂欢，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获得一个自由展现的电视平台，满足了许多人心中埋藏已久、急需释放的欲望。这种彻底的平民化趋势，可以称作中国电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说：“这说明中国电视回归了大众媒介的本质。”“电视的任务首先是娱乐，然后是教育和信息。很多观众看电视就是为了消遣。电视文化就是一种流行文化，‘超级女声’的流行说明中国电视正在回归到娱乐性和大众性的本质上来。”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研究中心主任鲍晓群表示：“电视文化就是大众文化。‘超级女声’现象是个很正常的现象，只是媒体对它的态度有些偏离了方向。”
一档电视娱乐节目引起了如此多的关注，不仅让我们反思以往电视节目制作中存在的问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观众的积极性和高涨的热情，了解到了大众对于娱乐的饥渴程度。而这种热情背后更值得思考的却正是其深厚的社会心理等因素。
天时、地利与人和，此成事之必备因素也。综合几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超女”的成功还要得益于这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一、人们对于电视节目多元化的渴望已久，传统说教式的精英娱乐造成了人们的“审美疲劳”。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对于个性尊重的意识逐渐兴起，人们不仅要“审美”甚至要“审丑”或是平凡真实的原生态的东西。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在媒介上对此的反映，正迎合了人们的心态，让普通百姓获得了对他自己欣赏的价值的认同感，从而自身也获得一种认同感。
二、众多的白领阶层也因为此而痴迷于《超级女声》。《瞭望东方周刊》的一篇报道写到：个体的安全感和渺小性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是深入骨髓的。他们在精神上常常都很孤独，所以加入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本能地给大家安全的感觉，而在具有同一爱好和志向的群体中，他们还可以获得互相的确认。青年学者李朝晖的观点颇为严肃：一个个孤独的现代人，总算找到了认同，尽管这认同颇有点可笑。但是，这反过来也说明自从上帝死了和传统不再之后，只有公共空间才能为人们提供认同，“超女”这么热，恰恰表明我们的公共空间是多么的逼仄，才使得人们如此饥不择食。
财经类媒体扛大旗 共话商业运作的典范
《超级女声》带来的财富引得无数媒体和商家艳羡，对此争议最少，分歧仅在角度不同。有的媒体从中总结出了电视娱乐的全新商业模式；有的媒体从“蒙牛”的角度出发，全面分析和评价了“蒙牛”包括《超级女声》合作在内的一系列整合营销的手法；也有的媒体将眼光放得更远，将国外商业运作模式成熟的《超级偶像》的运作方式与《超级女声》进行比较，从中找差距，汲取经验；有的媒体从看到了短信的财富力量，在未来信息社会，信息增值服务的远大前景。在这个领域进行报道的多为财经类媒体，如《21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雅虎财经》等媒体，都市类媒体的表现要差一些，《北京青年报》在刊载的三篇文章系列报道里，对此话题有所涉略。
娱乐民主 不相与谋？
无门槛的海选和“全民参与”的方式，从参赛选手的机会平等到评审员的机会平等，似乎都在隐约地向人们昭示着这样的字眼“民主”，于是有人提出了“娱乐民主”，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的讨论。在此主要提出三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分析。
8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文章《超女评选中的公民意识》，作者认为在《超级女声》的评选过程中，民众发挥了自发的、逐渐成熟的组织能力。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作者列举了一场交通事故双方本来可以发挥自身能力解决问题，但却没有实践，导致交通严重堵塞的例子。面对“超女”粉丝的自发组织行为，他写道“在一次次锻炼组织能力和实现自治精神的实践中，现代意义的公民正在形成”。
8月28日光明网发表文章《“超女”“彩排”民主？》，锋芒直指中青报的文章，文章写道：“无论‘超女’激发了多少群众参与，那怕是真的达到了‘全民公投’的程度，‘超女’也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从本质上讲，根本就与民主无关”。文章认为民主是理性的，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观念形态，民主在根本上就是排斥非理性的。因此根本不能将娱乐民主与民主划上等号，否则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8月29日，《南方都市报》登载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文章《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文章笔锋犀利，言简意赅，彻底“戳”穿了人们关于娱乐民主的疑惑。
他列举了四条民主的必要条件，然后据此对“超女”展开了细致深刻的剖析。
第一，民主不仅体现为公众投票，而且体现在公众投票拥有直接的、最后的决定权。以此体现人民意志的至高无上性。
第二，比投票更重要的是，民主还必须拥有一套公开的、透明的稳定程序。
第三，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公众的投票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公众的自由讨论。
第四，大众时代的民主应该是不设门槛的，一个人不能因为其贫穷而被剥夺投票的权利。
而具体分析起来，《超级女声》没有一条完全符合。由公众行使直接的、最后的决定权只有在最后一场中才采用。而由原先的规则到最后一场规则的改变则缺乏公开的、透明的稳定程序，完全是主办方说了算。而关于公众讨论的部分，在最后一场重要的总决赛中更被完全牺牲了。况且短信投票方式本身就剥夺了穷人的权利。
通过这四点分析，让我们对于“超女”模糊的民主概念有了清晰地认识。
当我们回过头来仔细阅读中青报的文章会发现，其实此文从头至尾并没有将人们津津乐道的姑且称之为“娱乐民主”与民主发生任何关系，其主旨只是在鼓励和赞扬公民的自发、逐渐成熟的组织能力，并认为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可见光明网的文章是从中读出了新意，也由此引发了这样的辩论。许纪霖的文章《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为读者划清了“娱乐民主”与民主之间的刚性界限，将问题解释得清晰透彻，这场争论到此也戛然而止。
文章梳理至此，我们也可从中可以甄别出一些高品质的媒介。除了《中国青年报》之外，《新京报》的文章《超级女声：一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动》组织了在京的著名的社会学家、媒介评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就“超女”引发的众多文化和社会问题进行了访谈，内容深入、覆盖面广，比较权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困惑，起到了很好的解惑功能。《瞭望东方周刊》的文章《超级女声似曾相识的狂热》从“粉丝”的个案入手，将他们痴迷“超女”的故事娓娓道来，结合专家的分析，从社会心理层面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贴近现实。《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文章《诸众的狂欢》以理论作为基石，文章引用了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70年代说了一句话：“将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角度也颇为新颖。
（编辑：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