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译心）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联合“学习强国”与腾讯财经共同主办了第38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展望”云端对话。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本次会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仇保兴、国务院参事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研究员袁钢明出席了本次线上论坛。
李稻葵首先与厉克奥博和ACCEPT研究院研究员李冰、郭美新共同发布了《保安全、稳民生、谋长远：全球疫情下的经济形势分析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认为，此次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冲击，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将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未来二三十年的一些重要变化可能会被压缩在未来两三年内发生。因此，新冠疫情将大大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基于这一判断，《报告》建议，今明两年我国的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应该统筹起来，加以综合考虑，并提出保安全、稳民生、谋长远这三个方向性建议。
保安全方面，《报告》分析指出，当前国际环境由于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出现恶化，同时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中期、产业升级关键期和信息化深化期。在此基础上，《报告》重点强调，我们要有战略思维，在诸如粮食安全、石油安全、产业链安全、金融安全、经济运行安全、产业升级安全等方面，需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予以积极主动的回应。面对美国的“耍赖”，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反制，以斗促和，把美国拉回谈判桌。这是我们安全的基本保证。
稳民生方面，《报告》认为，最主要的是稳住就业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同时也要稳住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应对疫情冲击、重振经济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应本着民生优先、兼顾长期发展动力的“两条腿走路”的原则来发挥主导作用。
《报告》建议：（1）发行1.5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向全国中低收入群体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湖北人民发放现金补贴、向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2）扩大国开债发行规模，开启新一轮“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3）用国有资本划转来冲抵社保减费；（4）消除政策瓶颈，使汽车消费成为下一阶段拉动消费的主要动力。谋长远就是在中等收入人群倍增、新型城镇化、杠杆置换、国企改革、高水平深层次对外开放、做大中国的国际经济朋友圈等方面进行积极谋划，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牢固的根基。
李稻葵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要量力而行，只要能稳民生、保安全，能给长远的经济发展留足空间即可。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李稻葵表示，这在中国并不可取，虽然美国借由美元霸权可以在短期内这样做，但中国由于人民币尚未国际化，靠印发货币的手段来消化财政赤字将会给自己和后代添麻烦。
傅成玉表示，不能就能源本身谈能源安全，中国不缺能源，但是能源结构不足够合理，表现为煤多油少、清洁能源较少。能源安全问题，不仅看进出口，还需综合考虑国际能源供给消费关系、能源政治结盟关系、未来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以及美债等多方面因素。我国石油对外依赖度仍然较高，短期较难改变，由于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出现偶然性的断供并非没有可能。需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和美债，推动货币形态向实物形态和实物形态到未来期货形态的转变。要和供应国组成贸易联盟，推动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增加石油储备，加大新能源基础设施投入，实现期货交易和实货交易相结合。
彭文生认为，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很大，所以全球从政府到央行都有非常强的和及时的政策反应，流动性比较宽松。投资者预期疫情是短期暂时性的，实体经济受到冲击所带来的上市公司的盈利下滑是短期暂时现象，再加上流动性宽松，可以看到，美国股市将有比较强劲的反弹。中国股市的表现，应该说比美国表现得更有韧性，春节以后第一个交易日跌得比较多，后面波动性相对较小，今年总体应该会表现不错。未来市场的走势还要看疫情的控制情况。之所以不必过度关注全年的增长速度，首先，要以保民生为主要导向，关注生活质量，GDP下滑背后换来的生命安全无法用货币化的交易来衡量；其次，经济复苏态势能否在下半年出现，首先要看下半年是否回到趋势增长水平。如果全球经济恢复，风险偏好上升，人民币明年受压概率不大。
董志勇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之大之深前所未有，但下行压力不能全归结为疫情。疫情是外生暂时和突发性的事件，虽然在很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不会改变中国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引起趋势性和系统性的偏离。货币政策方面，应适当降息和降准。降息力度和节奏应该和以前不同，是改革式、市场化、渐进式和结构性的降息。通过这样的利率传导机制改进流动性，提高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贷款的比重。货币政策，存在以下方面的共识：国债、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券和专项债需要扩大，需要落实消费税下放地方，要增加国企利润的上缴，财政支出以人为本。要充分考虑政策成本，不宜实施强刺激的政策。经济下行不一定是坏事。市场通过自我修正和调节，会强制性地挤出泡沫，淘汰落后产能和刺激创新。疫情之后，还要依靠“看不见的手”来恢复经济正常秩序。政府在采取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时候，应该注意划分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权责界限，着力培育有助于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外部环境，不能使这次疫情防控成为政府越位扩权的“契机”。实行由市场价格而非行政指令配置资源，对国企和民企提供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公平环境，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
姚景源分析说，由于疫情突如其来，今年不宜设定GDP具体目标。GDP目标设定如果过高，会带来通货膨胀风险。他认为，GDP核算高度量化了经济活动，改革开放初期追求GDP增速是历史需要，但GDP只能代表总量，不包含分配结构，且GDP本身显示不出为了获得一定数量的GDP而付出的成本。姚景源预测，今年GDP增速二季度应该会转正，三四季度应该可达到6%以上。他认为，中国中长期发展需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优化和调整经济结构，建议用一系列民生指标（比如新增就业和就业率等）来全面衡量小康水平。
仇保兴表示，城镇化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过程。从数量上看，城镇化已进入拐点；而如果从质量上看，城镇化则刚刚开始。质量上的城镇化包括：住房的消费升级、老旧小区改造，以及人口向都市圈和优势地区集中等。仇保兴表示，在经济危机中，相比外贸和消费，投资更可以主动作为。当然，投资一定要投得准，投到解决民生的问题，投到经济的短板问题，投到能够产生短期和长期效益的问题上。老旧小区改造是投资的重要方向。政府今年要改造老旧小区700万套，总投入达1万亿元人民币。现有老旧小区总规模有100亿平方米，按1平方米投入1000元计，总共10万亿。他总结，根据以往经验，建筑业每增加14万的投资，就可以增加1个就业岗位，而且还可以带动汽车和家电等其他行业的发展。
袁钢明说，美国经济现在非常困难，4月份零售额下降了16%以上，出现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情况。他判断，由于疫苗研制成功还需要时间，美国6月份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袁钢明认为，中国货币增长速度10%左右，利率在合理区间，财政赤字率在安全范围内，因此中国无论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厉克奥博认为，基于广泛调研，外企回流，短期不足为惧，需要关注长期影响，比如可能会改变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贸易模式。外企选择留在中国，看重的是中国的市场、未来的利润。中国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一向友好，只要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就不必担心，即使出现海外替代或回流，过程也会非常缓慢。同时，中国有非常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外企一时难以在世界其他地区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当今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而科技仍是其王牌之一，中美科技“脱钩”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我们需要加强自身的科技研发能力，维护好内需，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如国企、民企、外企等，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一视同仁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