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汉学家葛浩文:我变乖了 顾彬关我什么事! 葛浩文 翻译 书话

在中国，葛浩文接受记者采访时遇到最多的问题不是关于他自己的，而是对于“炮筒”顾彬的评价，这是让他最无奈的，他说：“为什么中国记者都要没完没了地问顾彬，他不会对中国当代文坛说一句好话”。他强调，他不是天天看中国文坛的变化，他说，“我老了，我学乖了，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做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我的精力也有限，我没有一天不在翻译”。相关阅读:

葛浩文的翻译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报记者 秦斌 摄

70多岁高龄的葛浩文曾翻译过巴金、莫言、苏童、冯骥才、贾平凹、阿来、刘恒、张洁、王朔等人的作品，他翻译的时候想得最多的不是作家而是读者，如果他自己读上去喜欢，如果有读者也喜欢，他就翻译。可贵的是，他认为西方读者更青睐那些“揭露中国阴暗面”的作品与汉学家自身的口味脱离不了干系，他说：“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就是喜欢严肃、悲观的作品。”不过，白胡子的葛浩文也说，这次来中国，碰到好几个美国小伙子说要接他的班，让他很高兴。

翻译《狼图腾》耗费了他一年的时间。对于“怕狼”甚至“怕‘狼来了’”的他而言，这是一次特殊的翻译经历，他先读了三章后忍住好奇，重头一边读一边译，他希望他以初始的喜悦与悲伤来翻译。

我挑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

新京报：中国有句古话说“看什么人下什么菜”，“揭露中国阴暗面的作品”更受西方出版界的推崇和汉学家的口味有关系吗？

葛浩文：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的。我是悲观的人，喜欢严肃的，讽刺的作品，但还有其他很多口味的文学。美国一些书评家认为中国的文学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都是写黑暗的，矛盾的，人与人之间坏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原因是大部分作品都是译者挑选的。这不是一个良好的现状，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可是我不能违背我自己的要求和原则。

新京报：你挑选的标准和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学标准的差异在哪里？

葛浩文：事实上，美国读者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作品被翻译过来，他们认为能通过文学来看看中国的现实。

新京报：有不少国外媒体批评你的翻译，有人甚至说你是“迷失在翻译中”，但同时，听说你也只让你的经纪人给你看表扬你译作的书评，批评的却放在一边，为什么？

葛浩文：美国方面对我作品的评价，我一律不看。欧美评论家存在两个问题，懂中文的批评家喜欢吹毛求疵，他们的书评我一律不看，我知道他们不会针对作品本身。懂中文的批评家看我的翻译，就看语言，可读性高就好，这和翻译没什么关系。书评有的我看，有的我不看，10篇书评中，看到9篇好的，我没感觉，看到一篇坏的我就非常难受，所以我只让经纪人给我看“表扬”的书评。

当代中国文坛“存在即合理”

新京报：哈金、裘小龙这些作家用英文写作，他们和你一样都是中国文化的输出者，和您相比，他们的作品似乎更受欧美市场的欢迎？

葛浩文：的确有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作家获得了国外市场的青睐，比如哈金，他们用英文写中国人的事情很好了，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无法克服。他们已经离开中国很久了，很多人是上世纪80年代出去的，要他们写眼前的中国社会，他们写不出来。比如哈金的新小说写美国的华侨，写得不好，说实话，美国人对华侨不感兴趣，他们并不想知道中国人在唐人街怎么生活。

新京报：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可也有中国评论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上开出的花，你认为呢？

葛浩文：中国现代文学深受社会思潮和西方文学的影响，而中国当代文学更丰富，更有独特性。顾彬的说法有点偏激，我认为“存在即合理”。

新京报：你老说中国文坛好话，中国文坛的种种问题，你是看不见还是不想说？

葛浩文：我说中国文坛杂乱不见得是坏事情，我觉得中国文坛至少是很健康的。我哪有权力指导中国作家，在美国，我默默无闻。我做翻译很久了，过去我的生活有点不太规矩，喜欢做一些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后来我就乖了，我没有一天不在翻译，只要有一小时就翻一小时，但一年也只能翻两本，所以我看书看得少，这是个大缺点，我想抽时间来看书，但我活在世界上剩下的时间有限，我想还是尽可能多的翻译吧。我现在重点还不是放在30年代，而是当代文学上。

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译

新京报：你翻译过王朔、莫言、李锐、苏童、毕飞宇、姜戎等的作品，谁的作品更难翻译？

葛浩文：莫言的我翻译了6本，他会用很多土话，不太难翻译。苏童的也不难翻译，他写得细腻，但译文和原文很不一样。王朔的也不难翻译，他的北京话其实很好翻。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了，薄薄的一本书，里面的都是很微妙、很谨慎的用词。姜戎比较像哲学学者，他的作品也比较好译。

新京报：很多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欧美，但叫好不叫座，你认为什么作品能既叫好又叫座？

葛浩文：《狼图腾》这本在中国畅销的小说在国外也能成为畅销小说。贾平凹的《高兴》可能比较有市场，主人公拾垃圾的生活对于好奇心重的欧美读者或许有吸引力。

新京报：书名翻译起来是个挑战吧，哪个书名你翻译起来费尽脑筋？

葛浩文：像《生死疲劳》，中文里面是佛说，中国人都知道它的来源，但美国没这种背景，必须找个有意思的话，后来我想出了“生命和死亡让我精疲力竭”这样的话，生死疲劳就是这个意思，但我故意拉得很长，就显得很有意思了。

新京报：你很少来中国，你认为你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的痕迹重吗？

葛浩文：我的中文写作，所谓的文笔风格没有过多受到中文作家的影响，但还是能被中国人看出来是外国人译的东西。在美国和中国人说话的机会少了，口语感觉是有退步的，反而写起来相对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