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葛浩文接受记者采访时遇到最多的问题不是关于他自己的,而是对于“炮筒”顾彬的评价,这是让他最无奈的,他说:“为什么中国记者都要没完没了地问顾彬,他不会对中国当代文坛说一句好话”。他强调,他不是天天看中国文坛的变化,他说,“我老了,我学乖了,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做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我的精力也有限,我没有一天不在翻译”。相关阅读:
葛浩文的翻译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报记者 秦斌 摄
70多岁高龄的葛浩文曾翻译过巴金、莫言、苏童、冯骥才、贾平凹、阿来、刘恒、张洁、王朔等人的作品,他翻译的时候想得最多的不是作家而是读者,如果他自己读上去喜欢,如果有读者也喜欢,他就翻译。可贵的是,他认为西方读者更青睐那些“揭露中国阴暗面”的作品与汉学家自身的口味脱离不了干系,他说:“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就是喜欢严肃、悲观的作品。”不过,白胡子的葛浩文也说,这次来中国,碰到好几个美国小伙子说要接他的班,让他很高兴。
翻译《狼图腾》耗费了他一年的时间。对于“怕狼”甚至“怕‘狼来了’”的他而言,这是一次特殊的翻译经历,他先读了三章后忍住好奇,重头一边读一边译,他希望他以初始的喜悦与悲伤来翻译。
我挑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
新京报:中国有句古话说“看什么人下什么菜”,“揭露中国阴暗面的作品”更受西方出版界的推崇和汉学家的口味有关系吗?
葛浩文: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的。我是悲观的人,喜欢严肃的,讽刺的作品,但还有其他很多口味的文学。美国一些书评家认为中国的文学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都是写黑暗的,矛盾的,人与人之间坏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原因是大部分作品都是译者挑选的。这不是一个良好的现状,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可是我不能违背我自己的要求和原则。
新京报:你挑选的标准和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学标准的差异在哪里?
葛浩文:事实上,美国读者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作品被翻译过来,他们认为能通过文学来看看中国的现实。
新京报:有不少国外媒体批评你的翻译,有人甚至说你是“迷失在翻译中”,但同时,听说你也只让你的经纪人给你看表扬你译作的书评,批评的却放在一边,为什么?
葛浩文:美国方面对我作品的评价,我一律不看。欧美评论家存在两个问题,懂中文的批评家喜欢吹毛求疵,他们的书评我一律不看,我知道他们不会针对作品本身。懂中文的批评家看我的翻译,就看语言,可读性高就好,这和翻译没什么关系。书评有的我看,有的我不看,10篇书评中,看到9篇好的,我没感觉,看到一篇坏的我就非常难受,所以我只让经纪人给我看“表扬”的书评。
当代中国文坛“存在即合理”
新京报:哈金、裘小龙这些作家用英文写作,他们和你一样都是中国文化的输出者,和您相比,他们的作品似乎更受欧美市场的欢迎?
葛浩文:的确有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作家获得了国外市场的青睐,比如哈金,他们用英文写中国人的事情很好了,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无法克服。他们已经离开中国很久了,很多人是上世纪80年代出去的,要他们写眼前的中国社会,他们写不出来。比如哈金的新小说写美国的华侨,写得不好,说实话,美国人对华侨不感兴趣,他们并不想知道中国人在唐人街怎么生活。
新京报: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可也有中国评论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上开出的花,你认为呢?
葛浩文:中国现代文学深受社会思潮和西方文学的影响,而中国当代文学更丰富,更有独特性。顾彬的说法有点偏激,我认为“存在即合理”。
新京报:你老说中国文坛好话,中国文坛的种种问题,你是看不见还是不想说?
葛浩文:我说中国文坛杂乱不见得是坏事情,我觉得中国文坛至少是很健康的。我哪有权力指导中国作家,在美国,我默默无闻。我做翻译很久了,过去我的生活有点不太规矩,喜欢做一些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后来我就乖了,我没有一天不在翻译,只要有一小时就翻一小时,但一年也只能翻两本,所以我看书看得少,这是个大缺点,我想抽时间来看书,但我活在世界上剩下的时间有限,我想还是尽可能多的翻译吧。我现在重点还不是放在30年代,而是当代文学上。
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译
新京报:你翻译过王朔、莫言、李锐、苏童、毕飞宇、姜戎等的作品,谁的作品更难翻译?
葛浩文:莫言的我翻译了6本,他会用很多土话,不太难翻译。苏童的也不难翻译,他写得细腻,但译文和原文很不一样。王朔的也不难翻译,他的北京话其实很好翻。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了,薄薄的一本书,里面的都是很微妙、很谨慎的用词。姜戎比较像哲学学者,他的作品也比较好译。
新京报:很多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欧美,但叫好不叫座,你认为什么作品能既叫好又叫座?
葛浩文:《狼图腾》这本在中国畅销的小说在国外也能成为畅销小说。贾平凹的《高兴》可能比较有市场,主人公拾垃圾的生活对于好奇心重的欧美读者或许有吸引力。
新京报:书名翻译起来是个挑战吧,哪个书名你翻译起来费尽脑筋?
葛浩文:像《生死疲劳》,中文里面是佛说,中国人都知道它的来源,但美国没这种背景,必须找个有意思的话,后来我想出了“生命和死亡让我精疲力竭”这样的话,生死疲劳就是这个意思,但我故意拉得很长,就显得很有意思了。
新京报:你很少来中国,你认为你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的痕迹重吗?
葛浩文:我的中文写作,所谓的文笔风格没有过多受到中文作家的影响,但还是能被中国人看出来是外国人译的东西。在美国和中国人说话的机会少了,口语感觉是有退步的,反而写起来相对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