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上，世界各族人民在不同的地域和时间，各自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文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将文化视为一个有机体，并将世界文化分为了八种类型也即产生了八种文明，此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又将文明数量扩充为37 种，学界对这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文明形态论褒贬不一。国学大师季羡林提出了“文化体系”的概念，他认为，一个民族或若干的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影响较大、基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形成独立的体系就是文化体系。按照这个标准，世界共有四个文化体系，分别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其中有三个属于东方。这四个文化体系对应形成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带有强烈文明等级色彩的将伊斯兰文明视为威胁，并建议要防止伊斯兰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文明（中华文明）联合抗衡西方文明。实际上，在西方文明还未出现以前，三个东方文明已直接经由丝绸之路进行了广泛的交往活动，并形成了一些共同之处。到了近代欧洲崛起，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东方的三大文明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在西方文明等级意识中逐渐被归为“半开化”或者“半文明”。在这种客观历史外部环境下，东方三大文明造就的共同之处就更加突出和强烈了。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连接欧亚大陆，“中华文明”一路向西连接“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与“欧洲文明”。从当前的现实层面看，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占比最高，而还在徘徊是否要加入“一带一路”的印度，也是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和中东的历史渊源更深，穆斯林人口比巴基斯坦还多。而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形象长期遭受掌握全球话语权的西方政府、媒体、智库的妖魔化、污名化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逐渐富强起来，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中国（China）、中国人（Chinese）被政治无意识地视为“半开化”。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并未直接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却散发出持续的活力，没有按照西方文明模式去实现“文明（civilized）”。在西方话语逻辑和语境下，中国的发展很难被接受。而伊斯兰文明一直处于西方或者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思想文化全球化的边缘，伊斯兰世界现有的各种秩序无法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如尽管伊朗已经世俗化，经济社会与西方无异，但仍被视为威胁。在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将“东方”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维，这种惯性已经渗透进西方的学科、制度、政策中，实际上也是一种文明等级论的政治无意识表现。在西方新闻话语实践中，伊斯兰和中国都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他们- 我们”的话语建构实际上也代表着“他们”是“半文明”，“他们”是“不正确”的隐藏逻辑。西方把自身的价值判断体系强加到伊斯兰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里，在社会舆论和公众认知上，把伊斯兰国家、民族和文明跟恐怖主义画上了等号。中国和伊斯兰的话语体系遭受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体系的排斥和边缘化，西方的话语主导了近代世界对于中国、对于伊斯兰的认识，“中国威胁论”“伊斯兰恐怖主义”成为全球话语主流，而生活在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却被无视。
不仅在新闻话语层面，在世界秩序的构建和维护上，西方依然是主导。联合国中常任理事国只分配给亚洲一个席位，而西方占据3 个。其他组织如“G8”、达沃斯论坛等就是典型的在文明等级思维意识下构建的合作组织。但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世界秩序也将发生调整。根据相关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九个国家将重塑全球经济形态，以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为中心，一端延伸到中国，另一端延伸到埃及、尼日利亚、墨西哥和巴西，从地理上看连接成了一条未来增长的巨大弧线。未来十年这些国家将出现超过10 亿的新型消费群体，将推动社会变革、影响政府行为等。同时，占全球穆斯林总人口42%的“穆斯林未来主义者”将参与到全球秩序的变革中来。他们通常是年轻人（30 岁以下），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自豪，热爱自己在乌玛（Ummah，全球穆斯林共同体）中的联系并渴望推动现代社会发展。作为一个群体，穆斯林未来主义者的影响力超出他们的人口比例，正在重塑全世界 18 亿穆斯林的文化，如Halal（清真，伊斯兰允许的食品和行为）、Tayyab（洁净或纯洁）等概念无论在穆斯林占多数或少数的国家都存在，已经成为全球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并在影响其他群体。“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模式完全不同，以开放、包容、共享的原则推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即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提供了一个蕴含中华文明包容精神的创新全球治理、重塑世界秩序的新模式和新思路，将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突破。
当前，全球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几乎被美国一家所掌控。客观上看，美国全球话语霸权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是经过数次战争重塑世界格局及近200 年的战略调整才得以建立的。从1823 年门罗总统提出的对外“门罗主义”和对内“天定命运”开始构建美洲的话语体系，到19世纪下半叶的门户开放与威尔逊主义开始尝试建构全球话语体系，再到二战后主导建立全球新秩序并借助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向全球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才最终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全球话语体系。这种带有侵略性和文化霸权主义色彩的话语体系已经渐凸显出与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不适应的征兆，甚至是一种羁绊。
“一带一路”全球传播需要构建一个人类文明融合的话语体系。从社会发展格局、话语体系现状以及文明交往历史看，“一带一路”所构建的新的话语体系应当以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融合为切入点，这个话语体系能够让伊斯兰人民和中国人民知道，“中国梦”和“伊斯兰梦”是互通的，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共享价值观。“一带一路”实现的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共同复兴。在未来，还应该融合印度文明，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期，形成“中华- 伊斯兰- 印度”三大东方文明融合的全球新的话语体系，重塑人类文明中心，这也将为欧洲的发展带来机遇。近代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相继从海洋崛起，确立世界霸权，然而这些国家并非人类文明中心带的文明古国，从地理上看皆属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国家或海洋国家，称霸周期无一例外没有超过 130 年。“一带一路”倡议将重塑世界秩序，但并不是构建新的霸权，而是开创一种新的人类发展模式，复兴人类的古老文明。
目前，从现实层面考量，美国主导的话语体系及西方长期以来的文明等级政治无意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传播屏障，从政治经济领域到文化教育领域，从宏观布局到微观突发事件，无不具备一套完整的话语霸权。此外，西方使用的英语也潜移默化地构建了一个交流屏障。英语不是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本国语言，但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精英和民间的交流都是通过英语，如果用有限的英语去思考和讨论对方，双方就会永远停留在西方议程、话语、语境设置的意识形态框架中。
“一带一路”的传播与建设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话语体系和世界秩序，也只有一个融合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的话语体系才能真正推动“一带一路”的全球传播，重塑世界秩序。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和谐包容、中正平和、不走极端，不搞民族斗争和宗教战争，是能够团结“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文化，这个也是东方三大古老文明对话与融合的基础。“一带一路”全球传播所构建的新的话语体系将形成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极化，尊重历史和传统，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传播必须要有更高层面的战略考量。
（本文摘录自《“一带一路”与全球传播》，毛伟著，新华出版社3月出版）
“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人类发展史上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提供的一个重大发展战略。本书从全球传播和传播战略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一重大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书中集纳了作者多年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多个边疆省份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这些大量宝贵的一手材料对学界和业界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全球传播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和“一带一路”全球传播战略构想等，并从批判分析文明等级论的角度出发阐释了“一带一路”沿线人类文明大融合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