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课后作业很少，胡同的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凑到一起就是玩儿。摔四角（jia）、打老龙、拍帖儿、弹杏核（gu）、打茄、打陀螺、打弹（dan）儿、摔泥娃娃，玩法多多。今天说说打弹儿。
弹儿，就是玻璃球，分带花瓣的和纯玻璃的两种。前者跟跳棋的棋子一个样，玻璃球中裹着红、黄、蓝、黑的花瓣。没有颜色的玻璃球，我们叫它“水种弹儿”。把弹儿抵在食指上，屈起大拇指，瞄准对方的弹儿用力弹射，轮流出击，先中者胜。
打弹儿只能在平展宽敞的泥地上，水泥地不行，玻璃弹儿容易碰碎。常见的玩法是，找一整块方砖，再用半块方砖支起来，形成一个坡度，用来“滴弹儿”。参与者少则三两人，多则五六人，上来先“包袱剪子锤”，赢者有权最后滴弹儿，并且有权选择滴弹儿的方向近或远。
打弹儿,又称“打玻璃珠，弹玻璃球，弹
所谓滴弹儿，就是胳膊高高举起，把手中的玻璃弹儿对准砖坡，手一松，弹儿滚出去。滴弹儿最远的，第一个打弹儿。每个射手站在原点弹射。第一位射中了，继续发射；射不中，滴弹儿第二远的上阵。谁射中的弹儿多，谁就赢了。
还有一种玩法，在平展的泥地划出一个约四米宽、六米长的界限，弹儿出界，即为输。在两头各划一条深杠，在离深杠两米处挖好拳头大小的洞，间距一米挖一个，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共挖三个洞。这个玩法叫“老虎进洞”，也叫“溜窝”。规矩是先出“包袱剪子锤”，定先后。在划杠处依次把自己的弹儿射进三个洞里，然后，要把弹儿用力弹出后边的深杠，叫作“老虎出洞”。这游戏比的是谁能最先从三个洞里把弹儿弹出来，同时还要阻击对方的弹儿，最好能将其击出界外。
弹射要用力，姿势花样百出：有的习惯左手托住右手，有的是右手落地发力，有蹲着的，更有跪在地上的。弄得手上、衣服上脏兮兮的，回家少不了挨顿骂，可第二天照样打弹儿去。冬天，手冻麻了，放嘴边呵口气，继续战斗。玩得上瘾，饭也顾不得吃，兜里揣块片片，边吃边打。
打弹儿讲输赢。要下注，必得有筹码。这筹码，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讲究。最初是糖纸。谁输了，付给赢家一张糖果包装纸，夹在书本中很好看。1966年，红、绿、白的印刷传单成了我们打弹儿的“硬通货”，没有字的还不要。再后来，烟盒取而代之。
不同身价的烟，烟盒的价值也不一样。我们有一句暗语，叫“位”，起码要经这一片儿的孩子共同认可，那么，这个烟盒值几“位”，就是几“位”。开始打弹儿前，先约好输赢价码儿是几“位”。谁要是耍赖，大家就坚决不和他玩了，还会送他一个“赖瓜子”的外号。
那时弄个烟卷盒并不容易。低档的还好弄些，市面上常见的香烟，有红金牌两角钱、黄金叶两角钱、海滨牌两角五分、海河一角八分、跃进牌一角九分。还有一种经济烟，叫丰收牌，一盒才九分钱。这种档次的烟盒，一个就是一“位”，丰收牌烟盒，两个顶一“位”。带锡纸包装的香烟就高档了，大前门一盒三角九分，凤凰、牡丹、紫罗兰、光荣等牌子都在五角钱左右，只有收入较高的人才抽得起，还必须得有供应票才买得到。这样的烟盒，一个顶两“位”。
最高级的香烟是大中华牌，一元一盒，很少见到。我有个同学的哥哥手里有两张很新的大中华烟盒，我用两本小人书换了他一个。胡同里的小伙伴争着来看，问我“从哪儿操持的”？我好一顿显摆，说这烟盒得值二十“位”，他们直点头：“值！肯定值！”这个大中华烟盒我保存了二十多年，后来搬家遗失了。
最地道的，还是“打弹儿赢弹儿”，筹码就是手中的弹儿，被弹中了，就输掉了。打得准的或是高年级十三四岁的孩子喜欢这么玩。我玩过几回，输了弹儿，本钱没了，那叫一个心痛！
所以，我们会想办法多积攒几个弹儿。一般手中都要有十几个，多的有三四十个。我曾经拥有二三十个呢，自己还专门缝了两个小布袋，一个装带花瓣没有疤痕的，一个装有疤痕的和水种弹儿。
问家里要钱买弹儿是没有门儿的。11岁那年的暑假，我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捡破布卖。
南大街与大海阳路交汇处，路北门朝西，有一家通用机械厂。每天下午五点半，工人会把擦机器用的破油布，送到垃圾箱。我掐着点儿去蹲守，统统捡回来，藏到夹道里。十几天的工夫，捡了一小堆。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把黄泥拌上水，抹到油布上，再埋起来。五天后，拿到大海阳河的上游（现丽景半岛酒店门前）去洗。那时大海阳河还没加盖子，河水清清。我在河边把油布上的黄泥洗掉，再用棒槌捶打油布，洗干净后晒在河边的草丛上。背到废品站，经七挑八捡之后，一共卖了四角八分钱。这可是属于我的一笔大钱呀，我一蹦三个高，一口气跑到大庙东面，那儿有个土产杂品门市部，卖弹儿。花瓣弹儿三分钱一个，我花三角买了十个不同颜色的弹儿；水种弹儿五分钱两个，花一角五分买了六个。最后还剩三分钱，买了一根冰棍。这事儿让我高兴了好多天。
岁数大了，儿时的苦、辣、酸、咸都淡了，只剩下这些甜甜的记忆还不忘。玩儿真好啊，真好玩啊，这么想着，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而忘己老矣。
文 | 姜振友
原文发表于《烟台晚报-烟台街》
原标题：好玩莫过打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