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字风潮
提起白话文，许多人都会想到鲁迅先生。他的《狂人日记》是当前文学界公认的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
相比于古老传承的文言文，白话文在表达方式上更接近口头用语，使更多人容易读懂看懂，对于普及文化知识具有重大意义。
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豪都成为运动中的领军人物。
这场白话文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导，也被称作为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也拉开了近代新文字运动的序幕。
白话文运动里主要有两派。一派以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主，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表现较为温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支持白话文。
鲁迅先生在这其中无疑是激进的一方，这种激情尤其表现在对新文字的研究探讨当中。
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主要是表达方式的改变，鲁迅先生并不满足于此。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民文化程度提高，急需要把纷繁复杂的古汉字改良为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的文字形式，也就是形成大众语文。
基于此，鲁迅先生，还有当时很多名家，开始探索文字形式的改变，这就是新文字运动。
二、鲁迅先生的主张
新文字运动整个过程当中同样派系林立，鲁迅先生的主张是提倡文字拉丁化。
文字拉丁化，顾名思义，就是摒弃汉字的方块字形式不用，而改用拉丁字母为人们的日常用语（包括各类方言）注音。
这与我们当前实行的汉字拼音相似，但并不相同。因为一旦文字拉丁化成功，方块汉字数千年的文明历程将彻底退出中国历史。
也是基于这种种缘由，文字拉丁化甫一提出就遭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文字拉丁化的坚定支持者。
他为此撰写了很多篇文章，我们可以从中得窥其思想一二。
一是方块汉字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里，鲁迅先生认为：“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二是方块汉字学习费时费力，只是维持腐朽落后统治的工具。在《关于新文字——答问》一文当中，鲁迅先生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三是汉字拉丁化是最好的新文字改良方法，最能根除“传统遗毒”。在《论新文字》一文当中，他说：“汉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块字系的简笔字和注音字母都赛下去了，还在竞争的只有罗马字拼音。”“由只识拉丁化文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读的。”
在《古书和白话》一文，鲁迅先生抨击了非要划分华夏夷狄的声音：“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证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
先生的思想里，废除汉字、推行拉丁化，甚至是救亡图存的关键、是跟种族存亡息息相关的，是两者必取其一的。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末尾，他的观点最是明显。
他说：“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三、汉字拉丁化的繁盛与没落
实际上，支持汉字拉丁化运动的不止鲁迅先生一人。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瞿秋白、蔡元培、郭沫若等人都不同程度地支持着汉字拉丁化运动，并且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方案。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激进的不是鲁迅先生一人而已，而是当时有识之士一大片群体。但鲁迅先生的摇旗呐喊，无疑抵挡了不少反对的声音，为这场运动更添了声势。
这是跟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相呼应的。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中国羸弱，根源在于国民文化素养不高，有识之士太少。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这样的现状，设想通过废除汉字、将汉字改造为更简单好学的拉丁字母文字形式，在短期内大幅增加中国广大人民的识字率，同西方国家接轨。这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
追根溯源，汉字拉丁化的起始要追溯到明朝时期了。那时候，利玛窦等一批传教士为了传教和沟通方便，依靠自身渊博的知识，各自制定了几种不同的、以注音字母表示汉字的方法。但这几套方法影响不算广，并且在明末清初，因为清朝限制传教活动而暂停推行。
到了清朝末期，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再次活跃起来。这些传教士传教时既不用自己的母语，也不用汉字，而是以拉丁字母分别拼写出厦门话、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广州话、汕头话等等多种方言，形成各种不同版本的经文典籍。即便不识汉字的普通民众，学个两三天拉丁字母读音，就能够用自己的方言念诵《圣经》，继而看懂经文内容。
就这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众多文化名流为汉字拉丁化鼓与呼，这项运动已经日趋繁盛，全国各地都相继成立新文字研究会，奔着同一个目标，各种方案被提出、完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成立。
因为帮助广大群众普及文字的需要和苏联施加的影响，我党很早就主张推行汉字拉丁化，各种重要文件都用拉丁化的“新文字”和汉字两面印制。1940年，党中央所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还创办了全拉丁文字的《SIN WENZ BAO》（新文字报）。
新中国刚成立时，汉字拉丁化依旧是改良汉语言的第一方案。毛主席就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然而在具体推行时，毛主席与中共高层坚持着审慎稳妥的原则。
1950年6月，毛泽东否决了部分学者“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的诉求，强调“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应该“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他还提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文字改革。”
我党的审慎不是没有缘由。
一方面是在研究和推行当中，发现汉字并没有达到非改拉丁文不可的程度。推动全盘拉丁化的理论依据并不充分：汉字的难识难记等诸多缺点，都可以用简化方案进行改良（当时日本已经推行简体汉字）；汉字的表音方面可以用拼音弥补，表意方面则是拉丁化文字无法媲美的。
另一方面，也是从包括苏联在内，周边国家实行汉字拉丁化的经历中吸取了经验：苏联很早就实行了文字改革。1921—1932年，苏联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拉丁化文字改革，把原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改为拉丁字母，给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拉丁化文字。但到了40年代，由于各方面原因，苏联的拉丁化运动停止了，改为全盘斯拉夫化，用斯拉夫字母替代拉丁字母。甚至苏联一度想要拉中国“入伙”，要求中国以斯拉夫字母为汉字注音，但被婉拒。
最后，“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成为了我党改革文字的明确原则。方块汉字得以保留，文字拉丁化运动没落下去。
四、站在当下，回望从前
站在，回望一个世纪前的新文字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提出种种汉字的繁难落后之处，现在已经都不存在。尤其是有了便捷的电脑工具以后，就连汉字书写效率低这等小瑕疵也已经不复存在。汉字从未衰落过，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它更加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些，是当时提倡新文字运动的名士们想不到的。
百年以前，因为多种原因，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文字拉丁化的趋势。苏联拉丁化后又斯拉夫化；蒙古紧随着苏联，蒙文变成拉丁文，又变成斯拉夫化的文字；越南的喃字全盘化为拉丁字母；此外曾经尝试推行或者已经推行了拉丁化文字的还有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
除开日本和南北韩，大部分都成功了。
站在这里，我们应该庆幸，汉字终究未被遗弃。因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承载，一旦弃用方块字，我们将跟老祖先隔了一层，延续数千年的文化甚至会就此割裂和中断——从某种程度上，这是比家国衰亡还要更严重的事情。
因为，真枪实弹或许无法让猛士屈服，以文化潮流之势席卷来的糖衣炮弹，却可以蒙昧和消磨一整个民族的精神意志。先烈们即便被刀枪驾着也无法做出的姿态，却在文化的侵袭下……
这一点，或许也是当时名士们想不到的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