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杰西贝尔·塔德娜把她的新车开进了她在洛杉矶卡诺加公园公寓的车库，感觉还不错。然后她走进电梯，震惊了，一生从来没有过的震惊了。
她回忆说，电梯的墙壁上写满了仇恨信息，“有两个纳粹标志，电梯的两边各有一个。在另一面墙上，有人潦草地写着，黑人去死吧，犹太人死去。我不会再重复说那些侮辱性的话。”
28岁的塔德娜颤抖着上楼去她的公寓。当时已经过了午夜，但她给经理打了电话，留下了语音信息。
“我不是很慌张，但显然很痛苦，”她回忆说。“我只是希望它在早上之前消失，这样就不会有其他人看到那可怕的景象了。”
她想到了她的黑人邻居。孩子们很害羞，乘电梯时总是黏在父母身上，“我能想象这让家长们感到多么无助。”
那天下午，当她作为ZOOM工程师去工作时，这些涂鸦并没有出现，但那天晚上，她的哥哥注意到了。
“我意识到它可能已经在那里呆了四五个小时，但没有人说什么，”她说。
记者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到失望。
“这是一个不错的社区，一栋舒适的多元文化建筑，”她说。“这种地方，如果你住在这里，你会感觉自己生活得很好。”
当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时，我意识到她的感情比失望或悲伤更复杂，还有别的事情。
“我想自己可能无意中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她告诉我。“我觉得很糟糕。”
几周以来，杰西贝尔·塔德娜一直被不遵守规定的电梯乘客所困扰。她的哥哥和她住在一起，在一家养老院为脆弱的病人工作。他们都不能冒有感染COVID-19的风险。
28岁的塔德娜说，“每一天，电梯里都有人不戴口罩。我很礼貌地请他们戴上口罩，但我因此遭到了很多敌意。”
应她的要求，经理上周在电梯里张贴了一张告示，提醒住户戴口罩的要求。这张字条在周日被贴了上去，周一被剪了个“X”，周二出现了种族歧视和纳粹党徽。
她忍不住想知道，是不是她请大家戴口罩要求引起了一些人的仇恨。塔德娜是菲律宾人，不是黑人或犹太人，从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圣费尔南多谷长大。
“但现在一切都是两极化的，一种群体性的仇恨非常明显，你会对不一样的人大发雷霆。”
我敢肯定，她也看过很多社交媒体视频，视频里的成年人因为不愿意戴口罩阻止冠状病毒传播而情绪失控、拿着步枪、大发雷霆。
他们讨厌被人指手指脚。当我们身处COVID-19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交汇处时，这种抵抗已经演变成愤怒。
口罩之争已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这反映出我们有多害怕，有多自我，对不认识的人和不理解的事有多多疑。
塔德娜承认，她还在试图弄清楚这事为什么会发生。
她怀疑“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的成功引发了强烈反弹，并使隐藏的偏执狂们浮出水面，这些人已经在酝酿着大范围的不满情绪。
“你想想每个人所感受到的愤怒——被关在家里，失去工作，被迫每时每刻都在想他们脑子里发生的一切。”
与塔德娜的交谈提醒了我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困惑，即使我们正在学习关于我们的社区和我们自己的课程。
她感到内疚的是，她保护健康的努力可能引发一个陌生人对犹太人和黑人的仇恨。她说，“我觉得我要求人们戴上口罩的行为，让他们更加处于危险之中。”
而且她希望不是只有自己对电梯里写的仇恨信息提出了异议。
“我无法想象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她说。“难道我们要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吗？”
塔德娜知道不该拨打911（注，美国的报警电话），但她那晚确实拨打了城市求助热线。他们派出了警察，当四个警察出现时，她感到很惊讶。
他们拍了照片，从塔德娜和她的兄弟那里得到了证词，并检查了损坏程度。然后警官们抓起破布，把墙上的纳粹标志和脏话擦掉。
特朗普支持者集会上的纳粹标志
她说，“当时是半夜，他们也无能为力，但他们很认真。他们把它擦干净，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了，这真是件好事。”
她没想到警察会来处理这件事，“我只是想把它记录下来，”
她告诉我。她想到了所有在那天晚上乘电梯的邻居，想象着他们的胃随着她所感受到的伤害翻腾着。
她宣称，“我希望我的经历被记录下来，这样才有意义，讲述故事，让人们的经历得到证实，这非常重要，不仅对现在，而且对未来几代人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