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的雕像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这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先生的信仰，亦是他一生的追求。
陈寅恪先生年轻时曾到多国留学。先生学习勤奋，精通多种语言——欧亚古代及现代文字如德文、梵文、波斯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等。这为后来先生研究史学打下了基础。
先生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先生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
先生在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中，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对隋唐的研究中，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先生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
先生在蒙史、敦煌学、藏学、突厥学等方面颇有建树，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在敦煌学方面，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 著文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宗教方面，先生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
诗文成就：先生喜好平民化的诗，虽也爱好李白和李商隐的诗，但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附先生的诗一首：
无题
陈寅恪
乱眼繁枝照梦痕，寻芳西出忆都门。金犊旧游迷紫陌，玉龙哀曲怨黄昏。花光坐恼乡关思，烛烬能温儿女魂。绝代吴姝愁更好，天涯心赏几人存。）
先生在一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坚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大力倡扬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既努力维护民族独立自由，自己也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先生在《对科学院的答复》提到：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如此风骨，应当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