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一条美丽的河流。
甲骨文中，“淮”字从形而意,意为飞鸟掠过河流。《说文解字》中，“淮”字从意而形，释为“从水佳声”。轻声默念，唇齿间便会流淌出秋水长天、众鸟啼翔的美妙画卷。
甲骨文中，“河”为一人，立于一水，意为人与水的关系。水生万物，亦养人。淮河“以全国2.8%的土地面积，养育了全国1/8的人口”。我在淮河边长大，一道蜿蜒东流的河汊(窑河)呈U字形将我的村庄裹围其间。一节节岁月，有风调雨顺，也有洪水滔天，此中滋味不于此道。
确定主题后，我考虑以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与扶贫干部联系是最便捷有效的办法，在他们的帮助下，可以很快获得第一手资料，也省去往返奔波之苦。弊端也明显，于非虚构写作而言，单刀直入的办法，往往会于无形中干扰现场。
对于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淮南人，有许多亲友及其延伸到淮河沿岸村庄的脉络关系，它们像河流一样穿过我的身体，滋养我的精神。我想以自己习惯的方式，开启我的归乡之旅。
一、陈湖村：雨生百谷春且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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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集，位于淮河北岸,淮河在这里流淌成两片汊河。早就听说祁集豆腐，“豆腐之乡”王冠上的明珠。
谷雨时节，陪同市作协金妤主席前往祁集镇，参加当地农民图书馆的开馆仪式。媒体朋友说，它是淮南市第一座农民图书馆。第一座，意味着前所未有。若真如此，农民的文化生活，尤其是读书问题，应当引起社会关注。
古人有“雨生百谷”一说，农民播种移苗、埯瓜点豆的时节。这一天正赶上祁集庙会，不大的集镇为此大大热闹了一番，如同一幅乡村版的清明上河图。早熟的瓜果、手工的豆制品；辟邪迎福的泥老虎、童趣盎然的糖画。于我而言，这一切并不陌生，完全是记忆中故乡的味道。穿红着绿的民间艺人用锣鼓、舞蹈和灯歌在沸腾的集镇一角，占得场子，掀起了另一番热闹。
阅读是安静的事，开馆仪式办得热闹。于是，开放的图书馆成了人流汇集地。年轻人进进出出，光鲜灼灼的外表，已很难将他们与城市的同龄人区分开来。
他们好像并不是被书吸引到这里来的，他们感兴趣的是，这座有着人文设计感的木制图书馆，以及它所营造出来的，有别于周围环境的文化气场。他们有自己的事要忙，忙着拍照，忙着发朋友圈，造型别致的书架成了他们跳脱生动的表情背后，模糊的背景板。
我在想，在社会急速转型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感觉、情绪与纷乱的识见所裹挟。正因为如此，关注社会心理，比关注社会事件更为重要。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它比脱贫本身，更具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它也是脱贫攻坚的一部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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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湖村村部紧挨着祁集镇政府，所谓村部，不过是一个临时办公场所。占地不到300平米的两层楼房，临街而立，院落无处安放，便自然省去。逼仄的楼道、局促的空间，与我们印象中，那些有着统一规制，开门敞院的村委会办公楼有所不同。
“过渡时期，只能暂时将就，肯定还要重建。”这位来自淮南市商务局的调研员,陈湖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长李纪元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
从谈话中知悉，陈湖村已经是一个移民村，将来的命运走向有两种可能：或村变社区，或是敲碎原先建制，重新组合塑形。也就是说，眼前这座办公楼虽是临时的，但承载的却是社会转型期农村变革的历史使命。拆旧房，修马路，疏河道，建工厂，关系到村民利益的事，一样不能少。上面投入，村里配套，钱是有限的，此有彼无。而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陈湖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扎根村落。
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里的重点项目——中安煤化工项目落户于祁集镇，陈湖村作为项目用地的主要供给方， 5个自然村从开始陆续搬迁。目前，510户1980名村民已化整为零，按照政府的安置计划，他们或搬进离此不远的平圩安居小区，或接受货币补偿。
老年人想要“有个窝”，希望生活一如既往的稳定。
年轻人想要“拿钱走人”，有了钱，生活就会有更多可能性。至于村头那株古树，已不再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庇护，年青一代的乡土观念要比父祖辈淡漠许多。
7年，2400个日与夜，巨大的财力、物力、精力的投入，让陈湖村留在了淮南当代工业史上，一场靠行政手段和村民自觉大力推动的拆迁，更像是一场乡村运动。
7年，陈湖村的5个自然村（陈湖、程郢、谢郢、孙郢、前圩）已成为煤化工基地，临时村部就像是陈湖村的最后一座孤岛，村两委班子和市商务局的2名扶贫干部成了最后的留守者。
7年，一个集商贸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小镇，在这里初具雏形。
我抬眼看见村部的门梁上雕刻着八个大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不正是淮河流域农耕文明中最普遍的心愿吗？诚然，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早已超出了这一要求，淮河流域的广大人民是否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并准备好付出代价以达到这一超越传统的生活目标呢？
就像眼下，即便是谷雨时节，对于陈湖村曾经的村民来说，农事已不再是天大的事。
那些离开乡土，住进安置楼房里的农户，他们的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尤其是那些贫困户，他们又在忙些什么？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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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圩安居小区，搬进公租房的村民开始适应新的生活。健身器材前“活动两下”，广场舞扭上两段，用他们的话说“和城里的土著人没啥区别”。本就是乡里乡亲，甚至是“未出五服”的族人。一切是新鲜的，一切还是从前的腔调。
对于易地搬迁的陈湖村村民来说，他们好像只经历了短暂的家园被连根拔除的阵痛，就船过水无痕。坐下来，与驻村干部李佑柱谈到这一问题。
陈湖村人均耕地较少，不以农业为主。对于长期处于半城镇化状态的中青年农民来说，向外谋求发展的冲动十分强烈。在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生中，外出打工者较多，其中以就近打工较为普遍。他们的精神早就做好了从家园出走的准备，而身体的空间换位不过是早晚的事情。如石投水，阵痛感所带来的情感纹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化。
69岁的前圩组村民王进喜，低保贫困户，一家5口人，儿子、儿媳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孙子。儿子常年在外“蹭活干”。他说，如今农村造房、城里装潢都搞承包。有小车的，跑跑运输，拉拉黄沙、水泥、砖瓦；有手艺的更吃香，水木工这些“技术活”需求量大。
两年前，老伴陈秀林腹腔肿瘤手术后，住院化疗，家里背负着十多万元的外债。
命运并不垂怜老实人。之后，厄运再度降临。妻子病情恶化，需要进一步手术。外债未还，又欠新账。
老伴，经常偷偷地抹眼泪，却无可奈何。
悲观是换不来出路的，王进喜忙完地里的活，也跟着儿子出去“蹭点小活干”，“家里光出不进，日子过得伸不开肠子”。用他儿子的话说，“天天累得像狗样，但光累余不着钱”。疲惫不堪中，或许能让人暂时忘掉人生的烦恼。
两年来，老汉的忧愁从未下过眉头，更别说心头。
陈湖村现有建档立卡37户贫困户，像王进喜这样因病致贫的有15户；因残致贫的有14户；因学致贫的有6户，其他因缺劳力、缺技术致贫的有2户。
谢照俊，男，47岁，生活在陈湖村苍西组。他做过心脏搭支架手术。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只能算半个劳动力。
曹贵奴是谢的媳妇，丈夫常年有病，需要用药并照顾。儿子谢士曹去年刚考上大学，女儿谢婉舒在祁集小学读书。
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几乎全压在她一个弱女子的肩上。看着她一家的贫困，村里的连枝旁系们都为她叹息。
“对有就学子女的14户口共19名学生帮助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减少家庭支出。”扶贫专干李佑柱特地强调了一番。“虽然在子女就学、医疗保障方面有帮扶，但像这样的家庭要真正摆脱贫困还需要时间。”
孙松柏，今年47岁。患喉癌，年均医疗费用7000元。难的不是他的病，难的是因病让他丧失了劳动力。对于一个耕地面积仅有0.55亩的家庭，意味着他们已不具备“土里刨食”的基本条件，不得不告别曾经习惯的农耕生活。
妻子王玉红，比他小一岁，年轻时跟着自己的男人四处“找小活干”。现在孙松柏成了“废人”，需要她照顾。现在大女儿孙含笑已经成年，小儿子孙翱翔刚满17岁。
生活的压力让两个孩子早早地踏足社会，经过几年打拼，还清外债。随着孩子的长大，这样的家庭已度过了生长周期的低谷。
在谈到家庭的经济收入时，孙松柏说，农民吃饭靠土地，花钱还得想其他门路。就那么点地，无论怎么干，也搞不出个名堂来。
我给孙松柏家算了一笔账：他家总共不到3亩地，基本上是由女主人孙玉红在照顾丈夫生活起居的同时，负责打理。每亩地的毛收入在650元左右，夏秋两季，每亩地的总收入也只在1500元， 3亩地所带来的总收入不会超过5000元。女儿在城里打零工，一个月能有1500块钱的收入；小儿子跟着村里的工程队，一个月能有2800块钱的收入，赶上旺季能涨到4500元左右，收入不稳定。
孙松柏全年全家的总收入在6万元左右，农业占8.3%，工副业占91.7%。在陈湖村行将消失的移民村，孙家的这一收入结构，颇具典型。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心，在从农业向非农移动，移动的速度，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贫富分化的速度。
这样的家庭若是无病无灾，在农村尚可维持中产阶层。一旦出现病与残，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折损，一个家庭就将迎来风雨飘摇的命运。
他们，是乡村社会的困境，更是国家的忧戚。
，中央全面部署和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家庭被纳入国家档案和国家关怀。
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承诺：全部脱贫！
由此，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深层次的一场脱贫攻坚战斗，拉开大幕……
精准，是一支有的放矢的箭。
社会的转型、思想的进步，也是一个由粗放到精准的过程。比如说，过去对于像王进喜、谢照俊、孙松柏这样万万千千的贫困户，虽然政府真诚关心，社会都在帮扶，村民也在资助，可怎么能够彻底解决他们的贫和困呢？却没有具体的路径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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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乡村发展农村经济，且率先致富的经验总结。急于脱贫致富的内地乡村，在上世纪90年代纷纷到沿海考察取经，大大小小的乡村企业应运而生。
从无到有，是了不起的成绩，它改变了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开始了另一种谋生方式。20多年过去，人们对于贫富的标准和界定也水涨船高，发生巨大的变化。
化村为城，城中有村，当一座座现代化高楼与村庄比邻而起，我们仍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乡村发展思维中的两极对撞：一极是极少数依然昏睡于传统文化心态中的农民，一极是有着迫切发展意愿的“始终在路上”的基层干部。
“对于祁集镇而言，完成脱贫任务不是问题，我考虑更多的是，怎样把家庭豆腐小作坊办成集体经济的大工厂；怎样通过“小田变大田、多块变大块”的整合土地，把土地流转到专业合作社及种植大户。这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谈到祁集镇的乡村发展，镇党委书记刘涛总有说不完的话。有憧憬，也有忧虑。
——引导贫困户主动脱贫，谋划长远增收渠道，把精准扶贫做到实处，真正做到让贫困户真脱贫、脱真贫。对于陈湖村来说，打造一项特色产业是贫困村出列的硬性条件之一，也是断穷根，结富果的必经之路。
作为扶贫工作队长李纪元，也如此肯定地认为。
牛羊，正在退出乡村的视野，正在退出人们的记忆。
随着美食时代和营养时代的到来，人类却越来越喜爱牛羊肉了。对于淮南人，没有牛肉汤的清晨，不足以谈人生。这道绵延千载的美食，已成为淮南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
舌尖文化即商机，安徽鑫满楼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看到了商机。撬动商机，培育市场，发展产业，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巨大的投入。
车在祁集村一段乡村公路的丁字路口停了下来，眼前就是鑫满楼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田野里，秧苗滋润着水中的养分，初显青翠油绿。进入养牛大棚，看见几名工人正在为一头擦伤的肉牛打“点滴”。
眼前的这头牛，刚刚从农户家中牵过来，对陌生人尚有警惕之意。而伺候它的程大姐，有着足够的耐心，像对待自己宠溺的孩子。她试探着，用笤帚挠挠牛肚皮，用手掌摸摸牛脖子，请牛吃搅拌好的新鲜饲料，喝温水。程大姐叫程怀侠，是陈湖村的村民，因符合扶贫政策被安置到生态园上班，月收入1800元。
喂好牛的程怀侠说：“在家门口上班，方便又有稳定的收入，还不误照顾家。”性格开朗的程怀侠身上还葆有过去乡村人的那股子朴实劲，乐呵呵地说：“我非常珍惜，也满足得很。”
李纪元介绍道，园区里像程怀侠这样的贫困户还有8个人。眼前这个生态园占地72亩，分设花卉苗木区，瓜果采摘区，水产养殖区，在畜牧养殖区有肉牛500头，羊3000只。公司按照公司+基地+贫困村+贫困户的经营模式，打造产业扶贫的平台，带动贫困村发展特色种养业。单打独斗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农牧业的发展，要想致富，必须转型建立合作社，抱团发展。
程郢组村民程远家里种了两亩玉米、大豆和水稻。这些秸秆，正好用于养牛，不用外购。全家人，除了今年刚满二十岁的儿子在外读书，其他都是老弱病残，却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现在，程远家里已经育有2头基础母牛。一头基础母牛，如果直接出售，价值10000元。如果用于生崽，每13个月一胎，半年后，小牛可售5000元。如果自己留着养，牛犊经过哺乳期、成长期、稳固调理期，18个月左右就能长到1200斤左右。如果自己嫌麻烦，就把牛寄养在园区里。这个账，他算得清清楚楚。
外债早就还清，现在最大的开销是孩子上学，不过现在，村里也给办了教育扶贫。妻子的病情日渐好转，脸上泛动着红润的光泽。
——他看到崭新的生活、崭新的图景。平时，他把精力都投入到牛的身上。牛呢，也成了他们家的一份子。每天不到牛圈转上几圈，不听上几声哞哞叫，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去年以来，程远又开始喝上了小酒，没事泡上一壶茶。逢年过节，也会窜门走走亲友，过去太穷不敢登门攀亲。妻子对他的嗜好有些不满，“手里不能有钱，有两闲钱就会作骚。”
——，陈湖村的肉牛肉羊养殖基地，纯收入就达到130万元以上。财政投入30万元扶贫资金，5年后返还本金。村里连续5年获得年收益2.1万元，全村12户、38人受益。
李纪元给我算了一笔扶贫账。
二、花门村：花开陌上映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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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2°24，东经116°30——正阳关镇。
正阳关地处淮河、颍河、淠河三水交汇处，古来就是淮河中游重要的水运枢纽，素有“七十二水通正阳之说”。据《寿州志》记载，"东正阳镇，州南六十里，古名羊市，汉昭烈筑城屯兵于此"。正阳关镇，古称“东正阳镇”，早在东周中期已具雏形。明成化年间，官府于此设立收钞大关，直属户部管理。正阳关也由此落得一个阔气的名字"银正阳"。
8月,暑气正盛,人被毒日头烘烤得蔫头耷脑，集市也散得早。车在北门稍驻，昂首可见门额题有“拱辰”二字。
——“拱辰”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夫子的话永不过时，做官从政者，要以德服人，这样百姓才会像众星环绕北斗那样，团结在你的周围。
斑驳的城墙古迹，传递出这个民族心理和文化的许多重要信息。因有任务在身，未多做耽搁，从镇里接上两名扶贫专干，我们便直奔目的地——花门村。
车越过淮河和淠河交汇的东大堤，折而向南，沿着029省道行驶数公里，转入乡道。
一段小小的颠簸过后,便进入花门村属地。
陪同采风的两名扶贫专干年纪不大，二十出头。90后的小姑娘和脱贫攻坚，这画面怎么看都觉得违和。让我想起曾经接触过的一个调查对象，和她们年纪相仿。
——陈心如，田家庵史院乡的一个扶贫专干。她进村的第一天，有人送她个“黄毛丫头”的绰号，让她哭了鼻子。一直以来，农耕文明崇尚的是粗犷，崇拜的是力量。脱贫攻坚，一项“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伟大工程，似乎与“黄毛丫头”有着天然的距离。
我将“黄毛丫头的故事”说与她们，她们咯咯地笑起来。
时间的钟拨回两年前，夏日的傍晚，从上海回寿县的汽车上，“95后”女子王合婷的心怦怦直跳，她把头伸向窗外，凉风拂面，让她感受到有一个明亮的未来在前方召唤。
那时，王合婷已是寿县招考的首批扶贫专干中的一员。很快，她将和她同批招考的小伙伴们奔赴全县72个贫困村。
“我和你说的陈心如差不多大，我是旁边邻村的，小时候经常来花门村找同学玩，花门村的叔叔婶婶看着我长大。我刚来这上班时，估计他们见我也这么想——小黄毛丫头！”王合婷自嘲道。她身上还保留着几分学生气，话语俏皮，但有着乡村姑娘的淳朴。
王合婷接着说道：“我们有我们优势，我们更熟悉这里，更了解这里，对这里更有感情。”
我问她，上了这么多年学，又回到村里，可有些不情愿。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农家子弟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与脱离农业的冲动一直是强烈的。越是欠发达地区，这种愿望越是强烈。
我想，在农村基层政权之内，将来会出现越来越多像王合婷、陈心如这样有学历、有热情的本乡本土的扶贫干部。如何发挥她们的优势，把她们的热情转化为动力和效益，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又一课题。
交换微信，打开她的朋友圈，代理的微商产品以及时尚的美颜写真，琳琅满目。王合婷说，她偶尔会发一些走访贫困户的照片，通常会引来朋友惊讶的表情。我想，朋友的惊讶源自于这些风格迥异的生活画面，与她的年龄、她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她所从事的工作形成强烈的反差。处于反差两端的王合婷们，又何尝不是，新时代乡村社会变迁的缩影。
我趁便向王合婷询问了一些花门村的情况，她说，花门村有24个村民组，耕地面积11003亩，人口1118户5156人，在外打工2000人，人均耕地1.5亩。村民收入集中在传统农业与“一村一品”综合稻渔特色种养殖产业、蔬菜大棚和光伏发电。
在村部，我见到了花门村的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于菲，他身上还肩着淮南市工商联专职副主席的职务。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有着30年工龄的老机关人吧！
驻村以来，工作千头万绪，于菲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用他的话说“忙得屁股不沾灰”，精神却高度亢奋。老百姓见他手里经常拿一小本，听干部群众反映问题时耐心十足、和蔼可亲，忙起来又连轴转，根本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老百姓都觉得爱说爱笑的于书记一脸“福相”，人缘好。我将群众的意见传达给他，他爽朗地笑了。
“希望能给花门村带来福气，我驻村比其他人压力更大，只能胜，不能败。无论出现什么闪失，都不好向老同事老领导们交代，人家都盯着我老于。”
正与老于聊得热乎，有电话通知他到县里开扶贫工作会，我便不再耽误他的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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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花门村前圩组那棵枝干参天的老槐树时，年逾古稀的陈玉平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昏花的眼神已不好使，但捻线、扎花是一项熟练活，干得久了，手上自然生出魔法。
“我得过三次脑梗，老头（老伴）有膀胱肿瘤。我儿子腿脚也不好，四级残疾，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过去根本活不成一大家人。”
“以前日子过得真是难，现在慢慢好些。儿子在上海当保安，孙女今年考上安徽师范大学，孙子在寿春中学读书，媳妇在陪读，就俺老两口守在家里。”
与我们交流，陈玉平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语气清淡得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她扎得小兰花，卖给镇上一家服装厂。我问她，扎一朵花能挣多少钱。
“她有脑梗，干点活让她活动活动脑子。一朵花也就几分钱，忙一天顶多挣两油盐钱。”刘俊黄老汉接过话茬。
陪同上门的扶贫工作站的扶贫干部周悦娟告诉他们，他们孙女开学的助学贷款和寄宿补贴已经办下来，另外他们二老的慢性病报销和补偿医药费也到账了。
陈玉平背过身去擦拭着眼泪。
“有啥好哭的。”刘俊黄老汉嫌弃老伴。
“这闺女好，每次来都有好消息。”
在花门村，类似境遇的家庭不止一户，陈玉平家也许是典型的一例。
“如今农民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呢？”这个问题在走访过程中，我问了不下十个人，但得到的几乎是同一个答案“最怕的是生病。”一是医疗费用太高，生病的成本太高。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40%以上，而在花门村，比例还要大。二是家里主要劳动力一旦病倒，等于断了一个家庭的经济来源。
就拿花门村来说：全村有150人享受“180”慢性病报销和600多人享受“351”医疗报销，补偿医药费45万元，还与154名贫困户签订了家庭医生服务合约。虽然村民应享尽享基本医疗保险，但他们仍有“病不起”的生存压力。
离开陈玉平家，周悦娟又带我们去另一户人家看看。
村民刘安贵，低保贫困户，一家4口人，妻子刘俊丽在上海当保姆，儿子、女儿还在上学。我们赶到时已近午饭时分，院门敞开着，院子里收拾得利利索索，但主人不在家。
——刘安贵有间歇性精神病史，医药费补助5174元。眼前这套160平米的两层楼房，也享受了国家农村危房改造2万元补贴款。其实按照他家的经济情况，住这么大的房子也不相称。
在盛行面子观念的乡村文化中，最能体现面子的，莫过于庭院住房的结构。而在一些相对偏远的村庄，农民的住房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差异”。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淮河沿岸的村庄经历了土坯房、砖瓦房、统一制式的楼房，以及个性鲜明的别墅等房屋结构的变化。这是村落内各农户贫富分化的反映，也是贫富分化的一种象征。
在村子里，像刘安贵这样有精神病史的人，其家族成员会感觉矮人一截。而眼前这栋并不比别人家矮的砖头水泥的简易楼房，或许有着更深层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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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手的材料，我注意到这样一组数字：
——，花门村共有452户村民参与到“一村一品”综合稻渔特色种养殖产业中，占比例40.4%，117户贫困户参与产业带动发展，占贫困户的75.5%，群众亩均增收55元。投资29万元，建成蔬菜大棚30亩，带动37户贫困户发展，投资142.8万元建成粮食烘干房和光伏发电带动97户贫困户就业或分红。
根据这组数字，通过调查，我得出另外一组数字：
——有2户村民因“一村一品”稻渔种养殖而致富；有2户因蔬菜大棚而致富；有2户因粮食烘干房和光伏发电而致富；有15户因经商而致富；有13户给私人企业打工或开车搞运输而致富。
这34户的富裕程度，即除农业收入这一块外，另有十万至数十万的年货币收入。因此，他们盖起较新式的楼房，室内有装修和较为齐备的家用电器。平时也能上街买点菜吃，烟抽得也比别人好。
在走访中，我同样抽查了我所接触的贫困户，想了解他们对自己周围出现的富裕户有什么看法。从他们淡漠的神情中，似乎并没有“对别人的日子”表现出过多的关注，更不用说羡慕或嫉妒此类情绪。相反，他们在席卷而来的脱贫攻坚大潮中，对自己贫困户的身份标签有着坚定地认知。只要过得比从前好一点，就满足了。
他们的比较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昨天的自己。
大多贫困户都认可富裕户的干事“劲头足”，认为他们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村人，至少是“半个城市人”。走访中发现，在很多富裕户家，见到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而中青年人在外“打工”，或出门干事去了。
他乡容不下游荡的灵魂，故乡安放不了肉身。虽然向非农经济渴求更多货币化收入与享受的热情已经在大部分青年村民心中激荡，然而依然缺乏实现这一愿望的现实手段。在向外部世界的探索和努力中，只有为数不多者获得相对意义上的成功。
三、庙新村：扶贫路上话孔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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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真是一种病，他让我的脚步从春天走到了秋天。
秋天是淮河两岸最好的季节。
车子行驶在淮河大堤的坝顶路上，南边是千里淮河，渔舟轻荡，银鳞闪光，北边是一排排民居，平川沃野，稻花飘香。“江淮熟，天下足”，土地上的历史和辉煌，和每个村庄息息相关。
传统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流，它如同土地里长出的稻谷或者高粱，是淮河流域丰收、富足和兴旺的写照。
我没想到,一场拖拖沓沓的扶贫采风，让我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孔氏家族，在这个秋天，来场约会。
庙新村，紧挨着淮河行蓄洪区，地处潘集区平圩镇东部。
庙新村辖4个村民组， 其中1个有吴、王等杂姓，余皆孔姓。“天下无二孔”，孔姓属同一宗族。由于孔姓农户占85%，庙新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单姓村的特质，摩擦较少，乡风纯正。在中国历史上,孔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对中国家族文化起着引领与示范作用。孔氏家族"诗礼传家一脉深,文章道德圣人家"的特色家风，虽不凸显，但这里的村民还是以孔氏后裔的身份为傲。
在庙新村会议室，我见到了市文旅局驻庙新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队长高嵩。现年58岁的高嵩，在文化部门工作了一辈子。他说，年轻的时候，在电影公司给农民送过电影下乡，现在快到退休年龄，又干上了“大队书记”。
儒雅端厚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我将此行的计划、方法与目的说与他，他深表赞同。
“作为文化部门的县处级干部，来到庙新村，与孔门的贫寒子弟打交道，也算是文化上的对口扶贫。这是组织部门‘拉郎配’的有意成全，还是文化部门的乡土寻根?”我好奇道。
“都有，都有，正因为如此，我身上的担子才觉得重。”高嵩回应。我想，他应该不是打官腔，一头挑着“扶贫”，一头挑着“扶智与扶志”。哪一头落后，都会落下话把子，交代不过去。
或许是文化搭桥，我们之间的谈话格外融洽。
正聊得起劲，市文旅局扶贫工作队副队长黄亚东、庙新村书记孔令状先后走了进来。我和黄亚东有过一起培训的经历，算是老熟人。四人便随意聊起来，谈话要点兹录于下：
——的春天，庙新村的贫困户已经全部脱贫。今后一段时期，脱贫攻坚的重心向巩固提高和乡村振兴转移。
——庙新村人口3100人，耕地面积3000多亩，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蔬菜种植业为辅的村。土地产生的价值只能管温饱，要想致富，必须种植高产高效的经济作物，走规模化、集约化的道路。但人均1亩耕地的现实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道路。
——庙新村农户的收入，主要由三块构成：一是种植业，二是饲养业，三是外出打工。其中种植业是致富天平中，最轻的那个砝码。也就意味着，没有其他收入，村民要靠土地致富是不现实的。
——五十岁以上的村民对土地的感情最深，就算地里不生金，也坚守于此，舍不得撂荒。尽管如此，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精细化程度已大不如前，完全靠良种、农药和化肥“三样法宝”支撑。
——农民创业艰难，用他们的话说“亏不起，亏了，很难再翻身”。这让他们不得不选择较为稳妥的生存之道，出去打工，或者干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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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爷，这么高兴，是贷款批下来了吗？”
“手续办差不多了，需要小孩身份证。”
“那你抓紧时间，别耽误买羊。不行，我明天带你跑银行。”
“黄队长，那太谢谢了！”
“贵爷”，大号孔祥贵，63岁。按年龄，他在庙新村还算不上真正的“爷”；按辈分，他是当仁不让的“爷”。在讲究宗族和血缘的庙新村村民看来，现在的“贵爷”才像个真正的“爷”。倒退二十年，他就是个“二流子”，好吃懒做，穷得叮当响。下雨天，粮食堆在地上也不管，村干部帮他收。没事在村里瞎转悠，连娃娃们都“祥贵、祥贵”得跟在屁股后面喊。
“我过去真穷得盖被漏亮，多亏扶贫工作队。” 我相信“贵爷”的这番表白是真诚的。
“自己不想脱贫，不想致富，再帮再扶都没用。扶贫，先扶智，再扶志，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是关键。”黄亚东对此深有感触。
“我的愿望是尽快实现一百只羊的目标。”孔祥贵说。
“这句话成了‘贵爷’的口头禅。”黄亚东笑道。
孔祥贵现在再出门，屁股后面不见了起哄的娃娃，跟着的是他的妻子王敏，还有60多只山羊。王敏比他小20岁，脑子虽然有些不好使，但干活比祥贵出活。她给了“贵爷”一个家，一双儿女，如今儿女都已成人，在蚌埠一家鞋厂打工。
孔祥贵的庭院占地近半亩，没有院墙，三间破旧的砖瓦结构的平房。三间住房之间没有间隔之物，故一进门，全家镜像一览无余。客厅只有一张方桌，几只矮凳，墙角处堆放着杂乱的农具，还有几袋谷物。
“他原先的老房子建于80年代，损毁严重。去年，危房改造给他补助了42100元，建了这个60多平方米的房子。”黄亚东说。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落日衔水。不远处的淮河大桥，车流滚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人们正在往家赶。而在这其中有一支特殊的摩托车队，来自各乡村的打工车队。
孔维和的“本田”摩托车，在这其中并不显眼。
这个69年出生的淮河汉子，在矿上干些水电安装的活，一年能有3-4万元的收入。
妻子李明莉，72年生，她经常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干些打砂纸、批腻子的粗活。活不常有，要靠碰。
两个儿子，大儿子，二级残疾；小儿子在淮南职业技术学院读书。说到这个家庭，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队长高嵩最有发言权，这个家庭是他联系的帮扶对象。
高嵩打开手机，让我看孔维和两口子录的“抖音”，精美的十字绣、玻璃缸里的金鱼和甜蜜对唱的视频。我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完全打破了我对贫困户日常生活的想象。
“你这日子过得比我这双职工家庭还舒心，我这天天为孩子教育，为工作，忧国忧民的。”我不由羡慕道。
李明莉有些不好意思，忙摆手：“我们哪能跟你们城市人比，前几年日子过得难，大孩子有残疾，一年余两钱全用在他身上了。人一穷，精神就颓。现在大儿子有了残疾人补助，小儿子享受了教育资助。日子好了，心情就开朗。”
我问李明莉，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李明莉的回答是，小儿子能尽快毕业，在城市找份稳定的工作。
——我们哪能跟你们城市人比。
——找份稳定的工作。
我注意到李明莉在说这两句话时，语气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无奈。从他们的角度讲，打工固然能提高生活质量，但无法改变命运。通过打工挣到钱，盖座新房子，让自己心情好起来，刷刷“抖音”，在村庄里相对体面地生活。这样的生活，于他们而言，只是相对的改变，还算不得“稳定的生活。”他们的不安全感，源自于“贫困”曾经给他们造成的伤害，留下的阴影，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不再重蹈“贫困的覆辙”。
3
“能为村民办点好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我没有其他要说的，还是多听听村民们说什么”。
庙新村党支部书记孔令壮的话不多，但透着真诚。
庙街村85%的村民是孔氏后裔，他们伟大的祖先——孔子曾说“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共同致富”，近乎一理。
虽然土地包产到户后各家为己，但依然保留宗族共同体意识的村落里，依稀残留着“守望相助、患难相恤，有无相通”的文化传统。在这种传统文化内，几乎每个村都会出现像孔令壮、孔令良这样“愿意带领村民致富”的人物。
——两年来，村支书孔令壮的鑫盛养牛场为庙新村21户贫困户安置就业岗位，同时村集体利用产业发展资金入股鑫盛养牛场，每年可得分红2万元。
——两年来，孔令良的老孔米业吸纳了全镇109户贫困户参与发展，并享受分红，每户每年1400元左右。对于无法外出就业，没有一技之长的贫困户，公司将搬运、装卸等临时岗位留给他们；对于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公司将他们安置于保洁、清扫等轻体力岗位上，并优先发放工资。
底，正赶上庙新村贫困村出列和7户23人脱贫攻坚。按照肉牛养殖的规律，每年的1、2月份，就要将幼牛从其产地内蒙古和黑龙江运到养殖场，以便幼牛有一个气温与环境的适应期。由于村出列、户脱贫的工作繁杂，孔令壮一直没抽出时间安排养殖场幼牛转运。
等到脱贫验收工作结束时，时间到了四月份，这个时间已不适应再从东北地区调运幼牛进行补栏。孔令壮动了打退堂鼓的念头。
养牛场项目连系着全村贫困户全年的收入和部分贫困户的就业，影响着脱贫成效。思虑再三，孔令壮还是决定将肉牛养殖进行到底。当两批幼牛陆续运抵养殖场，气温已开始大幅回升。虽然孔令壮提早做了准备，不幸的事还是发生。经过长途运输的幼牛由于不适应突变的环境，死亡了28头，损失近40万元。
“那段时间，真想放弃一头。要么放弃村里的工作，要么放弃养殖场。但转念想想自己身上的责任，看见村民们比我还难受，觉得自己还是要挺下去。”孔令壮动情地说。
关于孔令壮、孔令良在庙新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中的作用，《庙新发展纪实》写道：“每提及庙新的发展变化，庙新的群众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因为有脱贫攻坚的好政策，有孔令壮、孔令良这样的致富……”
的确，孔令壮、孔令良的企业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企业利润也给全体村民带来一定的实惠。而像他们这样“能干事,能管事”且“有办法”的人物，并不是村民选举产生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
他们越无私，越能代表共同利益，越能赢得村民的信赖和尊重，从而凝聚起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他们的威望与智慧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
4
沿堤坝前行，刚刚收割了水稻、玉米的农田，尚未打理，一副显尖露茬的蛮荒姿态。而在这其中，孔维宝的一亩三分地却面目舒朗，显然已耙梳了几遍。
41岁的孔维宝，庙新村入籍在册的贫困户。正值壮年，却因身患病毒性肝炎，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两个孩子，大女儿在安徽审计学院读专升本，小儿子读初二。
“村里照顾我们，牛场有活去牛场，米厂有活去米厂，村里还有公益性岗位。”孔维宝感激道。
“你这地梳理得这么细，准备做什么？”我问。
“还能做什么，种黄心乌呗！”孔维宝说。
“黄心乌”，又称“黄心乌白菜”，沿淮地区的名特产蔬菜。早在十几年前，淮南市就瞄准北方冬季蔬菜市场叶菜类短缺的空档，打出过“菊花黄乌菜”的品牌，并在京、津、鲁等地设立淮南特色菜配送中心，使黄心乌白菜进入北方市场。
“有农户跟我说，当年带一箱‘黄心乌’进京，能换一箱最好的二锅头。”高嵩深有感触地说。
“这两年不行，去年有段时间，‘黄心乌’卖到两毛五一斤（0.25元/斤），连本都收不回来。”孔维宝叹道。
他们的对话虽有情绪支配的夸大之嫌，但也由此窥知，农户对于“黄心乌”等特色经济作物产生不了经济，有着深深的遗憾。我突然想到，我在县区工作时，曾陪同《安徽日报》记者，对身处的县区，做过一个关于“黄心乌”市场调查的新闻选题。
信息时代的便捷，让十几年前的稿子，不到一分钟，便呈现于眼前。这篇题为《“黄心乌”订单变空单》新闻稿写道：“由于农户缺乏大面积种植蔬菜的经验，地里缺水少肥，以致种出的菜叶小，发红，黄心少，不符合订单标准化的要求，本来准备收购的公司也就没了收购的积极性……”
“‘黄心乌’困境的破解之道，是什么？”我问。
“家庭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只有走联合道路，才能减少市场风险，才能得到农副产品加工及销售的利润。”高嵩说。
中央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补贴政策。尽管如此，种田的农户依然会搭进去种子、农药和化肥的投入成本，以及家庭劳动力的精力和时间成本。为什么像孔维宝这样的农户，明知种‘黄心乌’可能会亏损，还要种？农村的土地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感也复杂得多,这样的问题不是我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所能阐述透彻的，只能留待日后机缘。
至此，我的淮河之行告一段落，村庄里的人和事还会有人记录，有人倾听。我期待于这些零散且无甚价值的文字，能够替淮河沿岸的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我记录了一些片段，也夹杂着一些思考，更多的是一些关切与愿景。说到底，不过是借着调查活动，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一次归乡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