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代，“部落的酋长和巫术祭祀中的巫师，是我们先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主持人’。”1从远古的巫师演变到现代的主持人，其中贯穿的基本精神是对民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引导。尤其是在当下传媒时代，节目主持人在大众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是社会形象和公众利益的代表，是连接媒体和观众的桥梁，因此，主持人的文学素养，语言表达，形象气质是能否得到观众和社会认可的主要条件，文学素养是一个主持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它对塑造主持人的个人风格和节目的文化品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不但要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同时还要具有深厚的文学知识。丰富的文学知识储备，可以使主持人在面对镜头时从容冷静，挥洒自如，增强语言表达的文采性，更好的引导和吸引观众，而一个不具有文学素养的主持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传声筒，无法形成自身的风格魅力。其次文学素养指的是一个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理解的综合能力，它可以提高主持人对语言的感受和表达能力，更加准确深入的把握和传达节目内容的核心精神。同时，文学素养还有利于塑造主持人的形象和独特的主持风格，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揭示了文学知识和个人风度气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学不但可以让人增长学识，扩大视野，还能提升个体的人格修养。一个具有文化内涵和文学修养的主持人，通过自身的思想语言魅力会赢得观众的信服和认可，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介传播的作用。总之，文学素养是一个主持人形成自身风格并能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国当代文学史即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为找寻中华民族发展之路不断上下求索的历史。他们把民族的发展、国家的进步与自身的拼搏紧紧地连在一起，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例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其代表作之一的《呐喊》、《彷徨》贯通着怎样医治社会病痛、改变国民劣根性的思考，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大志向，饱含满腔热忱融会于始终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之中。让人们从中领略了忧国忧民的鲁迅及其他那堪称“民族魂”的闪光人格与精神气质。再有，面对白色恐怖丝毫无畏惧，果敢写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始终坚持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并且勇于发表《最后一次的演讲》的闻一多；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等等，这些作家、诗人清醒的意识、良好的品德、勇敢的意志、强烈的爱国情操均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与教育意义的，是很值得人们去学习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后人的高度尊崇，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拥有着无比深厚的热爱之情。在当今青年学生爱国主义理念日渐淡化的今天，当代爱国作家们高大的人格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高校教师应当在内容纷繁的文学现象中（包括作家及其作品等）认真细致地选择，合理编汇教学内容，不断强化对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致力营造健康向上的人文氛围，努力培养出更多国家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应当把其中的人文精神教育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相结合，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倡导学生的增强爱国意识，进而养成他们对社会负有极强的责任感，不断将汲取到的人文精神转化为自身的精神涵养。
播音专业现当代作品的选择同时要兼顾文学性。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首先是一种语言组织，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语言艺术上必然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准确优美的语言能够更好的描绘事物表达情感。唐朝贾岛“僧敲月下门”诗句中对“推敲”二字的反复斟酌成为千古佳话，说明了语言在表达中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选择文学性强的文学作品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这对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文学著名诗人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起伏有致的音节，轻快鲜明的节奏，形象生动的语言，形成了语言而和音乐上的双重审美效果，表现了徐志摩轻盈飘逸、潇洒灵动的精神追求。通过对这首诗的学习，不仅可以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可以从文学鉴赏的角度领悟到语言表达的技巧和方法，增强播音专业学生的业务实践能力。
在以往的课程设置中，一般高师院校都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和“中国当代文学”（1949―2000）两个部分，设置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这两门专业课。这种课程设置，把对作品的解读纳入到文学史的框架中，执教者在教学中，主要侧重文学史的梳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史”的架构，加强了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的关注，而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分析则用力不足。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学年下来，学生对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特色、创作发展情况说的头头是道，但一旦具体到某个作品的分析便显得相当茫然，一筹莫展。这显然背离了文学教育的初衷，也不符合当下人才培养的要求。关于文学教育，很多专家与同仁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1]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作品再解读的过程。[2]
真正使文学教育回到文学本体，当下最积极有效的办法是在课程设置上“文史分离”，即把作品选和文学史设立为相互独立的两门课，增加作品选的课时数。“文学史”课负责帮助学生架构“史”的知识框架，而“作品选”课则是让学生接近文本本身，去感受、领悟、吸纳活泼的文学养料。北大温如敏教授提出呼吁：“本科基础课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3]在这方面，很多院校已经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复旦大学的课程改革。在陈思和教授的倡议与带领下，复旦大学在中文系开设了原典精读课。就现当代文学而言，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把文学史推迟到二年级，在一年级开设现当代文学名著选读，安排最优秀的教师来上这门课（陈思和教授本人也以身作则，亲自担纲），鼓励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与研讨。目前，陈思和教授领衔的原典精读系列课程是国家级精品课程，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块活字招牌，同时，文本细读的学习方式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也已蔚然成风。复旦大学在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可以推广的示范性效果，率先验证了“文史分离”课程设置的可行性与能效性。
“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即以“人道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理念，注重描写人了生活状态，尊重人、热爱人的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其精神内核就是对于现实人生的人道主义关怀。
西方的人道主义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具有很大影响。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及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理论引进，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开始探索创建适应我国国情的人道主义理论，该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他从不同角度对于人的价值与地位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提出了在当代人道主义缺失于文学创作中的情况下重建该理论的必要性，为创作早期“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遇冷，这使其发展上陷入低谷。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相对立的观点使众多作家不敢在对人性进行讨论。十年动乱期间，文学个人创作被集体创作取代，文坛充满了欺骗性，文艺创作也失去了独立性，“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受到巨大打击。
纵观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其发展道路坎坷曲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