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考据学兴起，学者不在以注疏释义为主，而是以人、事、书的考证为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民国时期，该类问题研究进一步升级，梁启超受业于大儒康有为，以尊孔贬老为基本立场，提出六个疑点，并把《道德经》成书时间由春秋末年定位战国中后期，胡适认为梁启超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并重新考据确定老聃为春秋时人早于孔子，《道德经》确为老聃所作。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老聃与李耳并非同一个人，《道德经》成书在孔子、墨子之后，胡适撰文《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截止到抗战前夕，关于“老子其人、《道德经》其书”的说法由罗根泽编辑整理到《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中，共二十九种意见，但是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
建国后由于历史原因，该类命题一味搁浅。随着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的出土和1992年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面世，关于老子其人、《道德经》成书的话题重新被提起。考古的发现不仅仅是推翻了《古史辨》中的诸多谬误，同时也革新了人们对老子固有的认知，同时也形成了“老子学”、“老学专家”等学术热潮。
老子学派是以“老子其人、其书、其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学术流派。笼统的可分为三派，分别代表了以文、史、哲三个方向，“文”以经学为主，学者训诂、考究、校勘、整理经典，主攻老子其书。“史”以考据为主，考证老子其人，老子其事相关。“哲”以老子思想为主，积极展开儒道对话、老耶对话、老佛对话，以老子的思想面对现代化、全球化。三派之间研究方向在“老子其人其书其思想”上各有所倾向，却又相辅相成。
晚清时人姚鼐曾经说过，天下的学问不过义理、考据、辞章三途，并且三者之间各有存在的需要和价值，不可偏废；三者之间互相吸收和补充。古人所谓“辞章、考据、义理”，今人唤作“文、史、哲”。按其在《谢蕴山诗集序》中的论述，辞章之学便是“文”，考据之学便是“史”，义理之学便是“哲”，在古代文史哲是不分科的。
老子学的内容既包括了以老子生平事迹为主的考据，也包括以《道德经》为主的辞章、义理，前者重文学，后者重思想。三者之间同样存在三位一体的关系，考据可以为校勘、整理提供依据，校勘、训诂是通晓义理的基础，由经入史，由史入经，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老子其人在《史记》扑朔迷离，司马迁提出“老聃、太史儋、老莱子”三位候选人物，说老子是隐君子，却又记载了李耳家谱传承。谁是老子？老子有哪些切实的事迹？孔老关系究竟如何？《道德经》何时所著？老子学问传承脉络如何？函谷关是怎么回事？太清宫是怎么回事？诸如此类，非考据何以定真伪？
《老子》其书在两千多年的流传中，脱衍讹误不在少数，真伪版本并存于世，据严灵峰《无求完备老子集成》收录总计三百五十六种。国家宗教局《老子集成》收录各种版本二百六十五种。孰优孰劣？那个是老子本义？那些是后人附会曲解？诸如此类，非辞章何以别是非？
老子著书到底要表达什么？是在什么环境下对何人所说？对当时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后世文化发挥哪些作用？老子思想在今时今日的意义是什么？诸如此类，非义理何以知道理？
浅谈《老子道德经》的读法：旧书不厌百回读
再谈《老子道德经》的读法：熟读深思子自知
老学概论：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其思想的若干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