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10月17日讯今日,以“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为主题的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在会上表示,中美贸易摩擦不再去讲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短期的贸易战造成了我们外贸出口的下降,造成我们的产业在往外转移。二是科技战造成了我们明显的“卡脖子”问题,出现了“卡脖子”问题一出现,就凸显出来过去中国的要素在供给过程中,我们的科技水平、人才水平不足的问题,还有金融支持实体能力问题。这两个问题加在一块就逼得我们不断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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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演讲实录:
祝宝良:各位来宾,下午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参加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给我的题目是讲金融怎么来支持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大家都知道,是提出来的,当时我也是参加了报告的起草工作。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变化以后,我们提出来要从提高产品的质量跟生产要素供给质量这个角度出发,以改革的办法来推动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来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满足需求,实际上是从供给和需求端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目标当然是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主要是通过一些改革的办法,把我们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收入分配的结构调整好。这是我们对供给侧改革当时的一个主要的定义和想法。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这两年我们是怎么改革的?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有几个大的背景。最主要的大的背景是中国在以后,特别是应对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后,到了期间,—我们在大规模刺激经济增长以后,开始我们的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我认为到现在还是存在的。一直到,当时在中国出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我们把它解释成叫四降一升的矛盾。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从中国的经济降到了8%以后,一直降到现在,明天统计数据就出来了,估计快要降到6%左右了。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工业品价格一直在往下跌。虽然状况有所改变,但是从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工业品的价格又开始出现下跌了。工业品价格下跌,企业的日子就非常难过,因为没有利润,但是房地产的价格、居民的消费价格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的。企业的日子难过,政府的日子就很难过,财政收入就下降的很快。
按照四降出现的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如果市场体制是完善的,产能过剩能出清的话,我们采取的措施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我们就可以继续大规模刺激经济。把经济需求拉上去,工业品价格不就回升了吗?工业品价格回升了,企业的利润不就改善了吗?政府的收入也就改善了吗?经济增长规模就上来了吗?我们开始第二轮大规模刺激,开始第三次大规模刺激,这就出现了一升的矛盾,金融风险在上升。明显表现在两个问题上。我们出来的大量货币投放,导致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居民的杠杆率加的也很高,那么企业的负担就越来越重,还本付息的压力就很大。大家经常说我们都在为金融部门打工。
钱出来以后,进不到实体企业里面去,进不到产业部门,全部进入到了房地产,导致三轮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按照一升的矛盾,既然金融风险在上升,我们就不能再大规模刺激它了。前面四降告诉我们要刺激,一升告诉我们不能再刺激,那么在制定国家宏观政策的时候怎么做?刺激不行,不刺激也不行。这就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来源。从需求端看,中国的需求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而是供给端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从供给端解决问题,把结构调整好,满足需求。从开始到现在3、4年的时间,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我觉得还没有解决,甚至还在恶化。这是当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看到的主要现象。
这几年深入分析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四降一升”的矛盾,我们必须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背后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变化以后,需求结构是在发生变化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以后,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有了需求以后,我们产业结构的撬动没有跟得上。二是过去的生产要素供给已经发生变化了,包括劳动人口,包括科技进步。三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不再去讲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短期的贸易战造成了我们外贸出口的下降,造成我们的产业在往外转移。二是科技战造成了我们明显的“卡脖子”问题,出现了“卡脖子”问题一出现,就凸显出来过去中国的要素在供给过程中,我们的科技水平、人才水平不足的问题,还有金融支持实体能力问题。这两个问题加在一块就逼得我们不断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责任编辑:张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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