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领导文萃
原文节选自 《历史大变局：中国经济风云的50个阶段》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乾隆帝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逢十”的大寿。
举国欢庆的气氛尚未消散，礼部侍郎尹壮图的一份奏折，一下子将这位耄耋老人从盛世迷梦拖回现实。尤其是其中一句话，令他虽然又气又急，但又不得不直面：
“臣经过地方……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
商民“蹙额兴叹”的事中，就有“生齿日繁”带来的社会问题。这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几千年来鼓励生育的做法，在18世纪末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该怎么办？全中国、全世界都在看这位十全老人。而他也是一筹莫展。
人口爆炸惊煞“十全老人”
乾隆六年（1741年），清王朝进行了新一轮人口普查。
以前，朝廷只统计“人丁户口”，也就是16-60岁的所谓“成年男子”。这次变化很大，是要“会计天下民数”。无论男女老少，都要统计进去。
看到14341万人的最终数据，乾隆帝又惊又喜：就在他刚接管这个帝国之时，“人丁户口”只有2700多万。不过几年光景，这涨得也太快了吧？
乾隆帝很清楚，人口数据巨变，得益于统计口径的变化。不过，接下来的事让他慌了神：只过了半个世纪，全国人口就连上2亿和3亿两个台阶，甚至奠定了今天中国十几亿人口规模的基础。
对乾隆帝来说，这么多人，如果跪下来磕头，那场景是何等壮观；可是，等他们都行完三跪九叩礼，站立起来，那就是无数张等着吃饭的嘴啊！皇帝不能光享受“山呼万岁”的快感，还必须承担起养活亿万“子民”的责任来。
养人，就是要让大家吃饱饭，至少饿不死。可是，赖以养活他们的耕地数量，却不增反减。官方数据显示，雍正十二年（1734年）耕地数量是820万顷，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只剩700万顷。显然，耕地增幅赶不上人口增幅。
人口数量为什么会涨这么快？多出来的人靠什么养活？乾隆帝百思不得其解。
全球化塑造超级人口红利
对于乾隆年间人口激增，史学界曾将“摊丁入地”改革列为主要诱因。事实果真如此吗？
历代帝王粉饰盛世的常用举措，就是“轻徭薄赋”，即减税。清王朝也不例外。康熙五十一年（17）三月，朝廷就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
就是朝廷将西汉以来按人丁征收的丁税（人头税）进行了总额固定，即康熙五十年的2462万丁，300万多两银子。今后无论人丁增加多少，人头税只收这么多。历史上将其称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雍正年间，干脆把人头税征税的渠道改了。以前还要数人头，现在直接摊到田亩里，跟土地税绑在一起征收。这就叫“摊丁入地”。对官府来说，征税对象固定，统计便捷；对百姓来说，如果没有土地，就不用交人头税，减轻了穷人的实际税负。
从有征税的那天起，纳税人就在琢磨着如何避税。当时规避人头税的最佳途径，就是隐匿人丁，使成年男子不纳入朝廷的户籍册，成为“黑户”。如今，人头税没了，继续当“黑户”就失去了避税的意义。于是，到乾隆六年全国人口普查时，许多“黑户”都借机转正。“摊丁入地”对清代人口增长的意义，主要是“洗白”黑户，坐实存量。
然而，人头税的废除，不能直接刺激生育率增长。人头税的覆盖面，只是成年男子，而且人均税负远低于土地税。老百姓犯不上为避税而少生，也不会因人头税废除而突然多生。乾隆年间的人口激增，跟“摊丁入地”的关系其实并不密切。
乾隆年间的人口激增，当然离不开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大要素，即社会安定、自耕农增加、轻徭薄赋和延续香火的传统观念。这些要素历代都有。不过，乾隆帝似乎忽视了18世纪相对于前代的独特要素，那就是全球化。
清前期，人们并不懂得“全球化”的概念，却在深刻感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福音。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皇帝身染疟疾。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不治之症。用药无效，病入膏肓。这时，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进献了金鸡纳霜。康熙帝觉得，反正难逃一劫，姑且试试，如能起死回生，那就赚了。于是力排众议，直接服用。没想到，药效不错，病情扭转，逐渐康复。金鸡纳霜治疗疟疾的口碑也就传扬开去。
全球化带来的，不光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死亡率的降低，还有饮食结构的巨变。
地理大发现以后，美洲的大量资源，经由中西贸易流入中国。这里面不光有每年数百万两白银，还有美洲的高产作物，比如甘薯、马铃薯和玉米等。
虽然乾隆年间水旱灾害依旧不断，饥荒也时有发生，但饿死人的案例则少了很多。耕地增量赶不上人口增量，却能养活这么多人，靠的主要就是这些高产作物。
既然全球化催生了承载众民的超能力，那么乾隆帝何必为人口问题“蹙额兴叹”呢？
人多力量大”背后的生育危机
在人们的印象中，大漠孤烟的北方，地广人稀；鱼米之乡的南方，地狭人稠。这个印象似乎没错。不过，在乾隆时代，南方的人口增幅真的比北方大吗？
按照美国学者全汉昇和王业键测算的数据，1761-1850年，全国人口增长了117%，而江苏和浙江只增长了91%和95%，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到了乾隆年间，人口问题已经成了影响生活质量的大麻烦。像洪亮吉、汪士铎这样的江南学者，更意识到人口增长导致的生活贫困和社会动荡。他们的一致结论是：要想避免生活水准下降，由富返贫，就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这些主张虽然没有打动皇帝，却让许多江浙地区的富裕阶层接受。于是，一些减缓人口增长的“高招”就冒了出来。溺女婴，是江浙地区的民间恶习。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性别比失调。
“养儿防老”本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生育观念，但在清代江浙地区发生了变化。一些富裕起来的阶层，反倒坚信有钱就能养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生育意愿。
江浙地区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给婚姻大事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结婚成本太高。许多人只能晚婚，或者干脆不婚。
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人头税废除后，人丁管理失去了计税意义，便不再严格。许多工匠、商人的流动性增强。他们外出打工做生意，无暇顾及婚事，或长期远离家乡的妻室，婚期和孕期都会推迟。二是堕胎、避孕和绝育方法的使用，在乾隆时代的江浙地区，范围远比想象的要广泛。
富裕的地区，人们不敢生，不愿生，而在湖广、河南、直隶等生活质量相对较低的省区，生育率又比较高。他们为了养家糊口，有的成群结队进入四川、两广等人口稀少的区域垦荒谋生，有的进入深山老林，伐木造屋，开荒种地。可是，这里的土地贫瘠，亩产较少，食不果腹。他们本可依靠工商业发财致富，改善生活，但朝廷对矿产开发和海外贸易的限制，使他们开辟新职业的渠道狭窄。
于是，有些人选择了信教之路，跟着白莲教起义跟朝廷分庭抗礼；有些人选择了破坏之路，用掠夺式的开发满足一时之生计，造成了长江中上游的生态灾难。无论是哪条路，带来的恶果都难以挽回。
富省少生，穷省多生，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令乾隆君臣不知所措，无法为这个死结找到破解之道。他带着这样的心病离去，而留给后世的，仍然是一道难解之题。
